腰挎戰(zhàn)刀，全副武裝，目光堅毅，冷酷驕橫——這是明治時期，分發(fā)到日本各所學校、年輕的日本明治天皇照片概貌，亦可謂歷代日本天皇的標準像。應該說，這種形象令人不乏感到殘酷和暴力，但他們的殘暴卻基本定格為“外向型”，日本天皇號稱萬代一系，從未出現(xiàn)過一個“內向型暴君”，沒有一個天皇對本國人發(fā)動過大規(guī)模的清洗與屠殺。

這當然與日本天皇大部歷史時間里是“虛君”有關。但是，即便是一些掌管實權的天皇、皇子皇兄們，也幾無“內屠”發(fā)生。而這種情況在中國歷史中不可想象，中國第一個封建王朝和最后一個王朝，都是暴君頻出，而且大多是對本國人下手。秦朝僅歷二世，但從秦始皇到秦二世，在對內施暴上，一個比一個狠。

清朝十二帝，雖然幾乎無昏君，而且還是“草原狼”血脈，但是入主中原后，他們很快從“草原狼”退化為“圈中狼”，在對外忍讓喪權辱國、對內殘忍血腥鎮(zhèn)壓上，比漢族皇帝有過之而無不及。

諸如晚晴實際統(tǒng)治者、“準女皇”葉赫那拉氏慈禧，最能代表她的內外術，是這句眾所周知的名言——“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諸多解讀歷史的人把這句話加到了慈禧賣國的鐵證堆里，但是很多人卻忽略了慈禧這句話的真實心態(tài)——她在骨子里是把被征服的華夏人當奴才，寧可將奴仆的東西送人，也不物歸原主。雖然他們不是漢民族皇族，但卻據(jù)有比漢民族皇帝更深的“牧羊”心態(tài)。在血緣上，他們自以為高貴，將漢血視為卑賤，不允許滿漢通婚。奴隸主絕對與奴隸劃清界限。在“牧羊”手段上，無論于朝野還是民間，無論是反抗皇家的太平軍還是巴結皇家的義和團軍，翻臉無情，任意殺戮，無所不用其極。

同為皇帝，為何兩樣做派？東海對面的日本天皇為何沒有中國皇帝“內殘外忍”傳統(tǒng)？這還是涉及“同類不同道”問題。

此前已經(jīng)詳述中國君主大都尊奉中原狼道，踐行“內殘外忍”四字要訣。古代日本雖曾以中國為師，但在“帝道”上卻與中國大不同。雖然從軍事技術上，日本天皇不像中世紀女真、蒙古那樣率鐵騎打打殺殺，但從“道”上觀察，從古至今日本顯然與古代游牧民族大同小異：崇尚鐵血立世，對外狼性征服。這種“海狼”秉性與草原狼不相上下，卻與“圈中狼”背道而馳、甚至是“內殘外忍”的“圈中狼”之克星性格。

日本的狼道，重心在外而非內，這里的文化原因林林總總，但最主要的一條，是他們出于生存環(huán)境的危機而產(chǎn)生的“團結本能”——如果想立于不敗之地，或進入強國之林，本民族內部精神領袖就不能搞自相殘殺，必須保留全民族同仇敵愾、抱團取暖的號召力感召力。這種意識，在“永遠正確”的天皇大腦中，根深蒂固，不可動搖。

所以，從古至今，即便是沒有進入“文明世界”，無論天皇是虛君還是實君，日本也沒有出現(xiàn)過“內向暴君”。他們的殘暴多體現(xiàn)在對外戰(zhàn)爭。

中日兩國君主，踐行的狼道內外有別，最終成為兩種不可同日而語的物種。后來甲午戰(zhàn)爭結果就證明了這一點。中日甲午戰(zhàn)爭時，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娘倆其實是站在了一起，但結果說明：無論“帝黨”還是“后黨”，即便是加起來，也不是“蕞爾小國”明治天皇的對手。因為這是兩個物種的對決：一個是退化的草原狼、圈中狼，另一個是西化的無疆界海狼。孰強孰弱，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