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知名演員王寶強遭遇變故，關于此事的報道可謂鋪天蓋地。人們有獵奇心理，但凡事過者猶不及，太過關注，表現(xiàn)關心的舉動，對當事人來講，有時候反倒是一種傷害。

人們進入文明時期以來，通奸一直是十分敏感的詞，就算在當今沒有列入到法律之中，仍為人們所不齒。通奸不僅違背道德，還會對當事人產生極大的影響。民國之前，無論哪個朝代，都在律法中有著明文規(guī)定，通奸是犯罪行為的一種，且“配備”著各式各樣的刑罰。

通奸一事，在現(xiàn)代受到的懲罰，并不嚴重，像王寶強這種搞得各大媒體爭相報道的畢竟不多。“奸夫淫婦”在絕大多數(shù)時候，不過是輿論的譴責罷了。現(xiàn)代的律法已經(jīng)文明了很多，很多國家對通奸的處罰并不嚴重，而我國的法律對是否將通奸列入其中仍是模棱兩可。但在中國古代，可完全不是這樣，我們現(xiàn)在就來看看，古代的律法是怎樣對通奸進行懲罰的。

商周時代，通奸受官刑，也就是閹割。據(jù)《尚書·呂刑·宮辟疑赦》中記載，“官，淫刑也。男子割勢;女子幽閉。”宋代《太平御覽》中《刑法部》也提到“宮者，女子淫亂，執(zhí)置宮中，不得出;割者，丈夫淫，割其勢也。”割勢，就是閹割;所謂幽閉，當然不是關起來的意思，而是用水槌擊人胸腹，直到打到子宮脫落，廢其人道，是相當殘忍的刑法，而且實施起來，多有婦人被擊打至死。

人所恐懼的，最大莫過于一死。到了秦代，通奸一事可能被處以極刑，而且刑法中明確了丈夫殺死通奸的妻子與其情夫是無罪的，甚至有些鼓勵動私刑的意味在里面，《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記載“夫為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說的就是這個。

漢代時，人們對通奸的懲罰與商周時期大同小異。但漢代對人們在“未出服”時期犯了通奸罪補充了一點，這些人不處宮刑，直接處以極刑。

比起漢朝，唐代對這方面的罪犯懲罰要溫柔了很多。《唐律》記載，“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兩年”，即犯有通奸罪的人，有家室的有其徒刑兩年，沒有家室者處一年半。宋朝基本沿襲了唐代的處理辦法。不過在這個時代，婦女的地位越發(fā)的低下，犯通奸罪被處罰時帶著明顯的歧視。宋《慶元條法事項》中記載，除了丈夫與岳母通奸之外(即只要通奸的對象不是女方的母親)，妻子不得請求離婚。女子通奸則完全不同，離婚與否，丈夫說了算。

元朝時規(guī)定丈夫在捉奸時當場殺死奸夫淫婦無罪，若只是殺了女子而讓奸夫逃走，丈夫會受到“杖一百七”的處罰。另外，元朝改變了囚禁的處罰，改為打板子，也就是“杖刑”。打板子時，女子須赤身裸體。

明代時改元朝的八十七杖為打九十杖，清朝與明朝的處罰基本相當。只是女子受刑時可著內褲，這相較于元朝、明朝文明了一些。還有一種，就是“刁奸”罪，要再多受十杖，所謂刁奸，就是指男子花言巧語勾引婦女成行者。這個時代，女子已完全淪為男子的私有財產，丈夫發(fā)現(xiàn)妻子通奸，是可以將她賣掉的，不過在這里，明法又有一條奇葩的規(guī)定，那就是不能把她賣給奸夫。

民國元年頒布的《暫行新刑律》中對通奸者的處罰是“和奸有夫之婦者，處四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其相奸者，亦同。”這里的和奸，就是指通奸，直到民國時，通奸無論男子還是女子，處罰才處于平等的地位。

通奸一事，還有一個地方值得我們特別注意，即近親屬之間的亂倫行為。我國古代社會，崇尚三綱五常，極重人倫，性之一字，在親屬團體內非常嚴格，而尤以在父系家庭團體內為激烈。近親之間的通奸，歷代律法均定其為“奸非罪”，處罰非常嚴厲，往往極刑，如秦法中有一條，“同母異父相與奸，可論？棄市”，這里的“可”，是“何”的意思，而“棄市”，即為斬首。漢代人們雖然風氣開放了一些，但對這種行為仍是深惡痛絕的，稱它為“禽獸行”，就算是唐朝處罰不甚嚴重，也對做出亂倫行為者處三年的徒刑。明清時對這種行為的處理則嚴厲了很多，親屬之間通奸，先打一百棍，再關三年，而那些被視為“滅絕倫紀”的行為則直接處以極刑，沒得商量。

古人在通奸一條上，沒有半絲情面可講，但明顯要偏向于男尊女卑。這往往體現(xiàn)在男女通奸后各自所受到的處罰之上，女子若被發(fā)現(xiàn)通奸，基本上已成案板魚肉，任人宰割，通奸即受滅頂之災。(原文來自煮酒君談史的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