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爾是在遠東軍事法庭審判時，惟一一位堅持日本戰(zhàn)犯無罪的法官，他的半身塑像就立在靖國神社游就館的門前。他的兒子承受到安倍晉三的接見。雖然安倍對帕爾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但有分析人士認為，帕爾只不過是安倍以及某些日本右翼人士用來否定歷史問題的一個“工具”。

“另類”法官反對審判戰(zhàn)犯 日本政府對其備加推崇

安倍曾在加爾各答的一家酒店會見了帕爾81歲的長子。談話剛一開始，安倍就大講帕爾的好話：“您父親現(xiàn)在還受到許多日本人的尊敬，他是構筑日印關系基礎的重要人士。”帕爾的兒子則回憶起1966年他跟隨父親訪問日本時，受到安倍外祖父、時任日本首相岸信介接見的場景，并把自己與岸信介的合影贈送給了安倍。

為什么安倍要特地拜訪帕爾的后人呢？這還要從帕爾本人的經歷說起。帕爾年輕時曾在加爾各答大學法學院攻讀憲法專業(yè)。大學畢業(yè)后，他先是留校教書，后來當上了加爾各答高等法院的法官。帕爾并沒有接受過正規(guī)的國際法培訓，但是通過自學，他成為了印度著名的國際法專家。

1946年，為審判日本戰(zhàn)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成立。該法庭共有11名大法官，帕爾代表英屬印度出任法官。在庭審中，帕爾成了所有法官中的“另類”，他不僅從根本上否認法庭的“合法性”與判決的“公正性”，而且認為“侵略戰(zhàn)爭是一種國家行為，對其負責的應該是國家而不是個人”。帕爾還認為，指控28名甲級戰(zhàn)犯的“破壞和平罪”與“反人道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開始時還沒有出現(xiàn)在國際法中，不能在事情發(fā)生之后再羅列罪名。

為證明自己的結論，帕爾還寫下了十幾萬字的意見書。但他的意見遭到其他大法官的堅決反對，他的意見書也被禁止公開發(fā)行。1952年，帕爾當選為聯(lián)合國國際法委員會成員，并一直工作到1966年。1967年，帕爾因病逝世。

印專家稱帕爾有局限 日右翼歪曲其觀點

雖然安倍把對帕爾的評價上升到了“構筑日印關系”的高度，但有分析人士指出，帕爾在印度國內其實沒有什么知名度，安倍這次拜訪帕爾的后人，其目的主要是為了否定日本的戰(zhàn)爭責任。恐怕連帕爾自己都沒有想到，在他死后幾十年還充當了日本某些右翼勢力的工具。

譚卡教授是印度著名的東亞問題學者。他告訴《世界新聞報》記者，帕爾雖然參加了遠東軍事法庭的審判，但是他本人在印度歷史上沒有什么重要影響。譚卡認為，帕爾根本沒有理解法律的實質和精神，他單純地從法理的角度看問題，必然會脫離現(xiàn)實與時代的發(fā)展。

譚卡還說，二戰(zhàn)時期，曾有一些印度人為反抗英國的殖民統(tǒng)治，向日本尋求幫助，像著名的蘇帕思博思就在日本的幫助下組建了“印度民族軍”。這些人雖然也是為了民族獨立，但是在大原則上有問題。在當時，印度社會的主流思想是先打倒法西斯，再尋求獨立。所以二戰(zhàn)之后，蘇帕思博思等人在印度國內獲得的評價并不高。帕爾曾對蘇帕思博思的行為表示贊賞和支持，這勢必影響了他在遠東軍事法庭上的立場。

印度另一知名學者南迪教授曾對帕爾做過專題研究，并多次到日本訪問。他認為，帕爾是一個有著局限性的法官。他在國際法庭上的表現(xiàn)要考慮到二戰(zhàn)時期印度獨特的局勢和帕爾自己的思想發(fā)展軌跡。南迪教授說，他在日本親眼看到一部分右翼人士大肆吹捧帕爾，其實他們是在利用帕爾，在對他的思想斷章取義。

一些日本主流媒體也對安倍會見帕爾的行為不以為然。朝日電視臺評論說，安倍之所以這么做，一是為緩解右翼勢力對其8月15日不參拜靖國神社的批評，另一個就是繼續(xù)其“擺脫戰(zhàn)后體制”的主張，而所謂的“戰(zhàn)后體制”，其實就是對戰(zhàn)前的軍國主義制度的否定。朝日電視臺還引述某位自民黨人士的話說：安倍這次去印度，不是在為日本拼外交，而是在懷念他的外祖父，因為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曾經是甲級戰(zhàn)犯嫌疑人。安倍就是要從否定他外祖父的戰(zhàn)爭責任做起，進而否定全部戰(zhàn)犯的戰(zhàn)爭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