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璩《華陽國志》記述，秦朝統(tǒng)一巴蜀后，便開始了對蜀地的經營。在政治措施上，秦朝采取了分封制與郡縣制并用的統(tǒng)治方式。秦相繼分封的三位蜀侯(王子通國、公子惲、公子綰)雖然在不到三十年內皆死于非命，而秦初置的巴蜀漢中三郡三十一縣則不斷添置達四十一縣。為了加強對蜀的控制，秦采取的另一個重大措施是仿照咸陽的模式修筑了成都城、郫城與臨邛城。此外，據(jù)其他文獻記載還修筑了江州(今重慶)城和閬中城。這些城市都夯筑有高大的城墻，上建觀樓、射闌，下建糧倉，城內有街道府舍市肆與居民住宅區(qū)，為秦提供了駐守和控扼蜀地政權的便利，同時也促使了鹽鐵業(yè)和農業(yè)經濟的發(fā)展。

秦朝覺得盡管任命了官吏派駐了軍隊，但對蜀地的控制仍不放心，于是又實施了從秦國本土往蜀地移民的措施。常璩《華陽國志》卷三說秦認為“戎伯尚強，乃移秦民萬家實之”，就真實地記述了這一狀況。按一家最少三口人計算，遷移入蜀的秦民至少有數(shù)萬人之多，從當時的人口數(shù)量來看，這絕非小數(shù)字，足見秦朝用心良苦，是下了決心要徹底將蜀與秦融為一體了。史載開明王朝敗亡后，蜀王子孫及其部族流散于西南各地，蜀國的一位王子安陽王則率領所部兵將與家屬三萬人輾轉南遷，在交趾之地建立了安陽王國。加上戰(zhàn)爭中的死傷者，這些都造成了蜀地人口的銳減。秦朝可能也是有鑒于此，才大量移民入蜀。常璩所說“實之”，便有補充與充實之意。從考古發(fā)現(xiàn)看，20世紀中葉以來在四川各地考古發(fā)掘的戰(zhàn)國秦漢墓中，就發(fā)現(xiàn)有大量的移民墓，也印證了當時秦朝的移民之舉。

值得注意的是，秦滅六國之后，仍繼續(xù)實行這種移民措施，將六國的富豪大戶大量遷往蜀地。這種做法，既擴充了蜀地人口，又削弱了六國勢力，對秦朝的統(tǒng)一大業(yè)來說可謂一舉兩得。這些移民中有善于鑄造與經商者，將中原地區(qū)的鐵器鑄造技術與農耕方法帶到了蜀地，不僅對蜀地的經濟發(fā)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同時在客觀上也加速了區(qū)域文化之間的融合。譬如《史記》與《漢書》記述的臨邛卓氏，便是秦漢之際從北方遷到蜀地的移民中的代表。《史記·貨殖列傳》說“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于人君”。又說“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卓氏與程鄭都是利用臨邛附近豐富的鐵礦資源，開采冶煉，鑄造生產各種鐵器，遠銷各地，獲得了豐厚的利潤，成了蜀中的大富戶。

常璩《華陽國志》還記述了這些移民致富后的奢侈之風：“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國，輒徙其豪俠于蜀，資我豐土。家有鹽銅之利，戶專山川之材，居給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結駟連騎，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設太牢之廚膳，歸女有百兩之車，送葬必高墳瓦槨，祭奠而羊豕夕牲，贈禭兼加，赗賻過禮，此其所失。原其由來，染秦化故也。”正是由于“地沃土豐，奢侈不期而至”，所以對后世的民俗民風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常璩雖然如實記述了這種奢侈之風，卻并不贊賞，而持批評態(tài)度。這也顯示了常璩與其他史學家的區(qū)別，很多見識都與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