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7日，長城抗戰進入后期。日軍突然在東起山海關、西到古北口的長城一線，向中國的駐守部隊發猛烈的進攻。日軍在5月19日占領了密云，當時北平軍分會緊急調駐守在昌平地區的傅作義第59軍進到懷柔，協助第26軍蕭之楚部共同保衛北平，蔣介石緊急調動第42師、第87師、第88師等部北上參加與日作戰，保衛北平。在灤河地區，日軍的第6師團、混成第14旅團、第14師團的第28旅團等部隊先后渡過灤河，日軍又在第29軍和第67軍的交界處突破了我軍的防線，從而使的灤河西岸的中國守軍不得不后退。在5月16日，日軍又占領了灤西的豐潤和遵化等地。

北平軍分會與日本方面的代表關于停戰的和談也在秘密的進行，并且談判到了非常關鍵的時刻。何應欽為了收縮戰線，命令中國的軍隊撤至寧河、寶坻一線。同時命令宋哲元的第29軍撤到三河、平谷以東地區。在沒有遇到中國軍隊的任何抵抗的情況下，日軍順利的占領了灤西地區。同時，剛剛成立不久的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到達北平，派出代表與日方人員進行秘密談判。

1933年5月23日，日軍又相繼占領了玉田、平谷、薊縣、三河等地區。傅作義的第59軍，在北平、懷柔、順義一帶構筑了防御工事，正與日軍第8師團進行長城抗戰的最后一戰。

此時，黃郛與日方代表在北平城內達成了協議。協議提出中日雙方要在順義、通縣、香河、寶坻、寧河、蘆臺一線全線停火。日軍在這時已經突破了長城各口的全部防線以及在灤河地區的防線，中國守軍只好退守到平、津附近地區。日軍分別從北、東、南三個方向對北平形成了包圍的態勢。

但問題在于，一方面，由于中國軍隊的抵抗，另一方面，日本軍部給關東軍的作戰命令是安定熱河，并限制日軍的活動范圍不能超過長城，此時關東軍的行動已經大大超出了限制，因此日軍也在找一個體面撤回的機會。

1933年5月25日，日本關東軍司令武藤信義，與北平軍分會的代表徐燕謀參謀在密云進行了秘密的會面，日方代表表示接受與中國方面停戰的提議。在這種情況下，日本關東軍司令武藤信義，將關于停戰協定的相關事宜全權委任于日本關東軍參謀副長岡村寧次。而中國北平局分會的代委員長何應欽則將本次停戰協定的相關事宜授權給中國軍代表北平分會總參議陸軍中將熊斌。雙方在進行了一系列的談判之后，最終確定了關于停戰的相關事宜，同時締結了停戰協定：

（一）中國軍，即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臺所連之線以西以南之地區。爾后不越該線而前進，又不行一切挑戰擾亂之行為。

（二）日本軍為確認第一項之實行情形，隨時用飛機及其他方法以行視察；中國方面對之，應加以保護及予以各種便利。

（三）日本軍如確認第一項所示規定中國軍業已遵守時，即不再越該線追擊，且自動概歸還于長城之線。

（四）長城線以南及第一項所示之線以北以東地域內之治安維持，以中國警察機關任之。警察機關，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物力團體。

《塘沽協定》的簽訂，標志著歷時5個月的長城抗戰結束。實際上長城成了新的政治分界線。

《塘沽協定》的成立，直接原因是長城抗戰的失利。長城之戰的失敗從實質的軍事層面來看，中國軍隊在武器裝備、士兵素質、指揮能力上，都與日軍有一大段距離，二十九軍喜峰口的勝仗，是可一不可再的。也正因為軍力不足，作戰失敗，中國在《塘沽協定》中不得不吞下屈辱的苦果。

從塘沽協定以后。國民政府的對日政策是：在不承認偽滿洲國，不簽訂降日賣國條約，以及不危及華北主權與平、津安全的條件下，形式上的對日妥協與讓步。都盡可能的忍辱接受。舍棄利用高漲的抗日民氣，寧可從事務實的經濟、國防建設，以求內政的統一與充實。

而相對的，正如之前我們揭示的，蔣介石表面與日親善，背后聯蘇制日的謀略被軍閥向日本告密，導致日本抓住了蔣介石的底牌，讓國民政府在外交上陷入了被動。

這一切正是“華北事變”和《何梅協定》產生的背景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