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明代中后期，農產品呈現糧食生產的專業化、商業化趨勢。江南廣東一大片原來產糧區由于大半甚至八九成都用來生產棉花甘蔗等經濟作物而成為糧食進口區，其它一些地方則靠供給糧食成為商品糧食出口區。長江三角洲一帶是當時桑、棉經濟作物和手工業最發達的地步，常思患糧食不足……區域內調劑甚繁。但整個區域仍有不足，須由湖北，江西，安徽運入，所謂“半仰食于江、楚、廬、安之栗”。

一般糧食作物的種植，主要有稻、麥、粟、梁、黍、菽等多種谷類;某些本來可以自給的區域，由于手工業的發展，非農業人口的劇增，或經濟作物種植面積的不斷擴大，使本地生產糧食不能滿足需求，因而每年需從外地輸入大量糧食。不少土地主縉紳也逐步將資金投向工商業，“富者縮資而趨末”，以徽商、晉商、閩商、粵商等為名號的商幫亦逐漸形成，并在一定地區和行業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農業人口轉為工商業者的數量急增。

工商業

景泰藍瓷器明朝無論是鐵、造船、建筑，還是絲綢、紡織、瓷器、印刷等方面，在世界都是遙遙領先，產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農業產量在全世界的比例還要高得多。明朝民間的手工業不斷壯大，而官營卻不斷萎縮。明朝以較短的時間完成了宋朝手工業從官營到私營的演變，而且變化得更為徹底。迄至明朝后期，除了鹽業等少數幾個行業還在實行以商人為主體的鹽引制外，一些手工業都擺脫了官府的控制，成為民間手工業。

晚明時中國民間私營經濟力量遠比同期西方強大，當英國商人手工場業主擁有幾萬英鎊已算巨富時，明朝民間商人和資本家動用幾百萬兩的銀子進行貿易和生產已經是很尋常，鄭芝龍海上貿易集團的經濟實力達到每年收入數千萬兩白銀，當時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根本無法與之相抗衡。

城市化在商業都市的發展規模、人口城市化狀況和市場化程度方面：16世紀的歐洲城市規模較小，1519年至1558年時期，擁有2萬至3萬人口即可稱為“大城市”。從城市規模和人口比例看，晚明中國的城市化程度反倒稍高一些。據伊懋可的數據，中國城市人口在明末占總人口的6%至7.5%。據曹樹基的估計，1630年時中國城市化率已達到8%，略高于清代城市化率的7.4%，晚明城市人口約達1536萬人。

人口明代戶口峰值出現在晚明，但對于具體時間與人口數，不同學者有不同說法。易中天認為明末人口六千余萬;趙文林、謝淑君認為明朝于1626年達到人口峰值，實際人口大約一億人左右;王育民認為萬歷年間明朝人口達到峰值，實際人口在1.3億人至1.5億人之間;何炳棣認為1600年實際人口達1.5億 ;葛劍雄認為1600年明朝約有1.97億人，并推測1655年明清之際人口谷底約為1.2億人;曹樹基認為1630年明朝達到人口峰值，實際人口大約有1.9251億人，1644年實際人口約有1.5247億人;而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則認為1600年明朝實際人口大約有1.6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