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體制

在中國封建社會，要改革封建官僚體制，說起來容易，然而要真正做起來，卻似難于上青天，這對宋代來講更是如此。因為在宋代，官僚地主階級在官員喪失世襲爵位和封戶特權的情況下，為了確保“世守祿位”，又參照唐制，制訂擴大了中、高級官員蔭補親屬的“恩蔭”制度。通過恩蔭，每年有一大批中、高級官員的子弟獲得低級官銜或差遣，且宋代恩蔭，不僅極廣，而且極濫，每遇大禮，“臣僚之家及皇親、母后外族皆奏薦，略無定數，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并“不限才愚，盡居祿位”(據朱瑞熙先生在《復雜多變的宋朝官制》一文中的統計，宋代的州縣官、財務官、巡檢使等低、中級差遣，大部分由恩蔭出身者擔任。這種等同于官僚世襲的制度，使官僚機構中充滿了坐食祿米的權勢子弟，導致了“蔭序之人，塞于仕路”，“權貴之子，鮮離上國”。因此，要打破或限制官僚貴族這一特權，無疑會因觸動官僚貴族的利益而遭到他們的激烈反對。這就是為什么王安石變法首先從經濟、軍事制度的改革做起，而繞過了澄清吏治這類最敏感的社會問題的原因(當然，這里面亦有減少改革阻力的因素)。

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為了解決財政危機和軍事危機，是要富國強兵。而慶歷新政卻恰恰觸犯了皇室利益。范仲淹、富弼的各項改革措施包括了：“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稱職的官員，而裁減冗官，精簡機構是改革的核心內容。而當時北宋的官僚，已經是暮氣深沉的腐朽政治集團，真要實行上述改革，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丟官。這個大手術當然做不得。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給北宋做的手術還不止這些，即使是稱職官員，也要削減其薪俸，北宋官員的俸祿是古代中國最高的。而且，還決定要減少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以解決官多為患的問題。也就是說，全天下的讀書人的利益，都讓改革觸及了。因此，改革的反對者決不是少數保守派，而是整個士大夫階層——北宋統治的階級基礎。要改革就要犧牲士大夫階層的利益，犧牲了士大夫就動搖了自己的統治基礎，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將，其辦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實行更戍法，為了皇室利益犧牲了國防，而廢除慶歷新政，則是為了皇室利益犧牲了改革。

朋黨之爭

除了少數銳意進取的有識之士，官僚、地主、富商等既得利益階層大都滿足于現狀，只顧個人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顧國家利益和長遠利益，一旦新政觸犯了自身利益，他們就堅決反對，群起而攻之。隨著新政的推進，反對的聲浪不斷高潮，包括受到仁宗信任的宰相章得象也加入反對大合唱，攻擊范仲淹等人為“朋黨”。

“朋黨”之所以被當作打擊的利器，從而引起仁宗的反感與猜忌，因為“朋黨”會危及皇帝的權威，觸犯其核心利益。朋黨之爭，一直是困擾北宋政局的死結，并且延宕到南宋時期。慶歷新政因為朋黨之爭而夭折，王安石變法也因為新舊黨爭而失敗。朋黨之說基于儒家思想君子與小人的觀念，這是簡單對立、非此即彼的思想觀念，并不能客觀準確地反應人性或人格;在現實生活中，結黨的未必是小人，言利或謀利的也未必不是君子。一旦被提升為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就會被一些政客用作打擊政敵的武器，而且極具殺傷力。

新政弊端

改革措施“太猛”、“更張無漸”、“規模闊大”。改革的思想動員不夠，配套措施不到位，對罷黜官員的安置沒有著落，農民沒有在新政中得到立竿見影的好處。范仲淹的用人， 王安石就曾經批評他“好廣名譽， 結游士， 以為黨助， 甚壞風俗” 。事實上， 范仲淹所任用的推行新政者， 往往議論多， 而實際行事少， 有的甚至好標奇立異， 發空論， 言行不檢。例如石介， 連擁護新政的歐陽修也覺得他“ 自許太高， 低時太過， ? ? 好異以取高” 。反對新政的更指責范仲淹等“凡所推薦， 多挾朋黨， 心所愛者盡意主張， 不附己者力加排斥， 傾朝共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