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征，一直被看作是歷代賢君直臣的楷模，是李世民標榜自己廣納諫言的招牌。魏征活著的時候，唐太宗把他當作“鏡子”，主動結成親家;魏征去世的時候，唐太宗“廢朝五日”，親筆撰寫碑文。然而魏征尸骨未寒，唐太宗就出人意料的變了卦，不但下旨解除了衡山公主和魏征長子魏叔玉的婚約，而且一怒之下竟然親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

對于唐太宗這種“雷人”的異常舉動，有人認為是魏征生前大力舉薦的杜正倫、候君集接連落馬，傷了唐太宗的心;也有人認為是魏征曾將自己記錄的與太宗一問一答的諫諍言辭，拿給負責編寫起居錄的褚遂良作參考，犯了唐太宗的忌。這兩種說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究其根源卻是因為魏征屢次過火的“犯顏直諫”，使唐太宗產生“逆反心理”，推到墓碑不過是唐太宗因為長期受到壓抑而表現出來的一種歇斯底里的發泄。

唐太宗是歷史上少有的開明君主，為了開創大唐盛世的局面，為了實現千古一帝的夢想，所以他給了魏征“無限話語權”，讓魏征時刻提醒和勸諫自己。在國家大事上，魏征像一位元老，旁征博引，口若懸河，好像在教誨一個沒有主見的幼主;而在皇帝私生活上，魏征像一位長輩，苦口婆心，聲淚俱下，更像是在教育一個懵懂無知的孩子。據史料記載，魏征在為唐太宗效力的十七年內，有史藉可考的諫奏前后達二百余次，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諸多方面，甚至連皇帝的私生活都要管上一管，很多時候都讓唐太宗下不了臺。

魏征比唐太宗大20歲，如果放在時下，就是“60后”與“80后”的關系。年齡上的差距，代溝上的隔閡，意見上的分歧，必然會造成二人之間的沖突。魏征在嘔心瀝血的同時，卻忽略了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皇帝也是人，皇帝也有自己的主張、理想、愛好和私生活。唐太宗那種與生俱來的好奇心，標新立異的開拓勁，以及自由生活的做主權，在很多時候都受到了魏征的干涉和阻擾。難怪有一次唐太宗守著長孫皇后的面大罵魏征：“早晚有一天，朕非殺了這個莊戶佬不可！”能把“從諫入流”的唐太宗逼到這個份上，魏征的進諫確實過了頭。

唐太宗并不是真心喜歡和相信魏征。他對魏征的許多諫言，表面上雖然接受了并且也這樣做了，但一些時候并非發自心底。這是李世民作為政治家的一種政治姿態，他只是為了自己的皇權利益而不得不任用魏征，又不得不忍受魏征諸多一針見血不講情面的進諫。他以對魏征的寬容來樹立自己的政治形象。盡管他見解都是正確的，但是主子就是主子，臣子就是臣子，忘記了自己的身份，挑戰天子的威嚴，這是李世民積怨曠久而導致魏征死后受辱的深層原因。

太宗對魏征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在忍無可忍的情形下，幾次忿忿地說出“早晚有一天要將魏征殺頭”、“我恨不得殺了這個鄉巴佬”等話來，多次有過置魏征于死地的想法和殺機。《資治通鑒》有這方面的記載。如果不是魏征死在了侯君集案之前，結局還真是無法預料。

魏征這種慈父般的過火管束，在唐太宗眼里卻成了一種揮之不去的“陰影”。當皇帝的在很多時候說了不算，反而要看大臣的臉色，這種長期逐步積累起來的壓抑，總有一天就會像火山一樣突然噴發，而魏征的“薦人失察”和“諫言外流”不過是唐太宗“悔婚砸墓”事件的導火索。貞觀十八年，不聽勸諫、一意孤行的唐太宗在攻打高麗受挫后，不由得發出了“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的長嘆，立即“命馳驛祀征以少牢，復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人，總是在受到挫折后，才明白“忠言逆耳利于行”的真諦，皇帝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