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以文治國，民間的文化能人，基本要網羅到官場中去。蘇軾是文藝全才，詩文尤佳，而且人品耿直，堂堂正正，可謂德才兼備，正符合政府的求賢標準，當然免不了被各種推送保送。但文藝全才不見得是官場能手，據歷史經驗，這樣的人通常不擅鉆營。唐朝李白就是如此，干不了那個活，就干脆當個酒鬼，四處交游；唐朝畢竟是豪放的，君王比較大度，出了這樣的人，就趕出皇宮罷了。但宋朝不同，皇帝普遍走文藝范，文化氣氛濃厚，出了這么個大才子，那是必須要網羅的，網羅進來才能顯出君王愛才惜才用才，不然的話，后世難免要被批評。漢文帝不用賈誼，魏武帝殺掉孔融，都因此背了罵名，所以到了宋朝，以史為鑒，當然不能讓大才子流落民間，必須用之于國家。但是才子嘛，一般有些脾氣，有的脾氣還不小。蘇軾脾氣可能不算壞，但恃才傲物，喜歡諷刺挖苦人。這在官場中可是致命的習慣。

像蘇軾這樣的才華，按規律一般是死后才能大放異彩，所以到了南宋高宗孝宗，蘇軾才被高度推崇，謚文忠，這是大臣最高級別的謚號了。大才子活著的時候，一般是不怎么受當政者待見的。與其同朝為官的那些，人品端正的，也是幾分欣賞幾分嫉妒，連發掘出蘇軾的歐陽修，看到蘇軾的文章，也對旁邊的人說：“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歐陽修都如此，那些人品不端的，想到蘇軾豈不都要妒火中燒。所以蘇軾在朝中能有多少好朋友呢。況且以他這種管不住嘴管不住手的性格，嘲笑這個諷刺那個，而且嘲笑的句句在理，讓被嘲笑者無話可辯，是最遭人嫉恨的。那些被嘲笑的人，為官做宰，不談學富五車吧，至少也是附庸風雅，但在蘇軾的才氣面前，被弄得氣喘吁吁。不僅同僚們，皇帝也不會喜歡蘇軾，宋朝的皇帝中有幾個文化造詣頗深的，最著名的是宋徽宗，書畫才氣不亞于蘇軾。但當時的神宗皇帝，卻才氣一般，又年輕氣盛，自詡不凡，政治上用王安石搞新政，改弦易轍大動作頻頻，眼看著是向一代圣主奔跑的。而蘇軾呢，挺著個硬脖子，既不愿意拍馬屁，說話還特別直。皇帝當然不高興這樣的人留身邊，所以就派到地方，眼不見心不煩。皇帝的心意多么明了，如果蘇軾聰明一些，就老老實實謝恩，在外面逍遙自在算了。可他的上表里，卻流露出挖苦諷刺的意味，皇帝不太高興，眼尖的人馬上看到了，朝中嫉恨蘇軾的多著呢，早想辦他呢。所以御史們紛紛上奏，為首的李定，以前因為不服母孝，被蘇軾嘲笑過，這次終于抓到機會了，羅列了四大罪狀。這就是烏臺詩案。

蘇軾生命中最驚心動魄的日子來了，他被關在大牢里，御史臺在他的詩文里搜集著證據，牽扯出幾十人來。案子朝著從嚴從重處理，氣氛越來越凝重。蘇軾自知難免死罪，已經寫詩與兄弟蘇轍訣別了：圣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這詩寫的，已經毫無奔放豪邁之氣，真讓人心疼可憐。案子的結果呢，懂政治的人都明白，蘇軾是不可能被殺的，誰肯背一個殺大才子的惡名呢，皇帝正勵精圖治想做圣主呢，怎么可能澆一桶臟水在身上。罪名雖然坐實了，但最后必然是皇帝愛才，法外開恩，饒了蘇軾一命，貶官為黃州團練副使。經此一役，蘇軾也算懂事了，以后別再想施展什么政治抱負了，也別對大政方針評頭論足了，到地方上喝喝酒吃吃肉，與編外人士們談詩弄詞，落得逍遙自在；胸中才氣怨氣悶氣化成詩詞書畫，盡情揮灑。

蘇轍評蘇軾：“其于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于敢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于世，然終不以為恨。”這是多么高尚的品行，卻又多么不討人喜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