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獻中關于夏朝的記載較多，但由于都成書較晚，已知的又沒有發現公認的夏朝存在的直接證據，如夏朝同時期的文字作為自證物，因此近現代史學界一直有人質疑夏朝存在的真實性。夏朝被認為是中國第一個古代王朝，曾被定義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國家”。按照《竹書紀年》的說法，夏朝從大禹開始，共傳了14代，經歷了17個王，總共存在471年(一說432年);1949年后，中國歷史教科書中即將夏的范圍定為前21世紀—前16世紀。然而對于這幾百年間發生的事，我們知之甚少。

現在有關夏朝的史料，主要見于《史記·夏世家》和《竹書紀年》，在《尚書》《孟子》《周禮》《左傳》《國語》等典籍中，亦偶有提及。由這些片段史料，人們只能知道夏朝歷史上發生過大禹治水、禹受舜禪、夏啟奪位、太康失國、少康中興，以及夏桀暴政等不多的幾件大事。即使如此，古人對夏朝的存在依舊深信不疑。直至民國時期，顧頡剛發起“古史辨”運動，中國學界開始重新檢討上古史事，其中即包括了對夏朝真實性的懷疑。

對于夏朝：第一，禹是神，不是人，“商族認禹是下凡的天神，周族認禹是最古的人王”，禹和夏沒有關系。顧頡剛推測，“禹或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而古人又視鼎為夏人所制，于是將兩者聯系在了一起。

第二，夏啟、少康、太康等夏朝人事都是先秦和兩漢的人們編造的，此即著名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第三，顧頡剛并不否認夏朝的存在，但主張依靠考古，而非文獻去考察夏朝史事。相信夏朝存在者，首先是從文獻邏輯上驗證。在約3000年前的《尚書·周書》中，即有關于夏朝的記載，那么如先秦史學者朱鳳瀚所說，“西周早期文獻已言及夏，時克商未久，商遺民眾多，如果周人生生地造出一個虛構的夏來，用以宣傳周到商，猶如商代夏，是秉承天命，那么如何能使早已有歷史典冊的商遺民相信？”

同時，《史記》中的商朝世系已得到甲骨文的驗證，那么司馬遷關于夏世系的記述，也一定不會沒有依據。如王國維即說，“由殷周世系之確實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確實，此又當然之事也”。

其次，隨著考古事業的發展，尤其是二里頭文化遺址的發掘，夏朝的存在有了實物依據。1953年二里頭文化遺址最早在河南登封玉村被發現，此后偃師二里頭、鄭州羅達廟、洛陽東干溝等屬于同一文化的遺址被陸續發現，其中以二里頭遺址范圍最大，堆積最厚，故定名為“二里頭文化”。

學者們很快注意到，二里頭文化遺址分布的豫西、晉南地區，同文獻中夏人所居的地方大致吻合。其次，通過碳十四測定，二里頭文化早期遺址，約在前2395年—前1625年，和夏朝紀年相當。因此，二里頭文化遂被定為夏文化。

按照中國學者的研究，在二里頭遺址，發現有一號宮殿、二號宮殿，規模較大;同時有陪葬較豐富的“奴隸主墓坑”。二里頭遺址的發現者徐旭生判斷，“此次我們看見此遺址頗廣大……那在當時是在為一大都會”。中國學者也大都相信，此處是古代一處都邑，只是對于二里頭遺址究竟是商都，還是夏都有所爭議。關于夏朝有無問題，之所以有如此多的爭議，最關鍵的一個原因，就是至今沒有發現夏朝文獻。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陶器上，發現了數十個文字狀的符號，且被認為同殷墟甲骨文存在一定關聯，但是這些簡單的字符，無法證明二里頭遺址屬于夏朝。

著名學者徐中舒甚至反對將這些符號視為文字，指出夏朝更多使用的是結繩、刻木記事。

夏商周斷代工程為夏朝劃定了起訖時間，也無法服眾。自其階段性成果公布以來，質疑聲從未斷絕。如在美國的一次學術會議上，斷代工程被指“方法不科學：最吸引人是高科技口號，而碳十四采納的英國牛津的程序，不代表國際標準”“試驗數據不真實：‘人為擬合’的數據至少32%不可靠，批評者現場用電腦進行了演算”等等。

曾任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的林甘泉也說，大多數學者對夏文化遺址的認同，“并不等于夏朝的歷史已經得到考古學實物的證明”，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對夏代的目標是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這樣說就比較慎重，不要讓一般公眾誤解為夏朝的歷史已經被證實了。”

總而言之，“夏”真實存在的可能性很高，不過目前依舊無法斷言。我們沒有必要為了顯示自己歷史的長久，而急于宣布一些并不可靠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