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光武帝為何退功臣而進文吏
光武“以征伐濟大業”，故建武元年(25年)六月初即位時，非但不“退功臣”，反而任之以顯職。據萬斯同《東漢將相大臣年表》，其時除太傅卓茂外，大司馬吳漢、大司徒鄧禹、大司空王梁、驃騎大將軍景丹、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建義大將軍朱祜(大將軍杜茂與以上四大將軍官次相當，亦應入表)、前將軍耿純、右將軍萬修均為開國功臣。
建武二年正月又以“功次輕重”為標準分封，功臣自然是主要的受益者。《光武帝紀》：“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余各有差。”博士丁恭引古制以諫，光武竟宣稱：“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遂遣謁者而授印綬。相形之下，文吏尚未能獲得與功臣同等的優待。《后漢書?侯霸傳》：霸以“明習故事”，累遷至大司徒，建武十三年(37年)卒于官，光武下詔吊曰：“惟霸積善清潔，視事九年。漢家舊制，丞相拜曰，封為列侯。朕以軍師暴露，功臣未封，緣忠臣之義，不欲相逾，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呼哀哉！”文吏爵賞不得超越功臣，直到11年后仍為一項通行的原則。功臣在東漢新政權中的地位遠遠高于文吏，由此略見一斑。
建武功臣擁戴光武稱帝，同時對皇帝權力又有所干預，他們最初在國家事務中擁有極大的發言權，有時甚至有壓倒光武的趨勢。《后漢書?王梁傳》記載，建武二年，光武遣大司空王梁與大司馬吳漢俱擊檀鄉，軍事指揮大權歸大司馬吳漢，而王梁為了取得戰爭主動權，既不稟大司馬，也不向朝廷請命，多次征發野王境內的軍隊參戰。光武以梁“前后違命”，派尚書持節往軍中斬梁，但最終又將其赦免。
盡管功臣并非都像王梁那樣肆意妄為，然而他們無疑要比文吏難于控制。范曄論光武“退功臣進文吏”事，著眼于他從武功到文治的轉變，固然不錯，但其中還有另外一層背景：光武為了確立絕對權威，需要對功臣有效地加以制約，以文吏為施政的爪牙。但是，功臣畢竟已在政治上尤其是在軍事上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光武開始只能通過南北功臣相互制衡以達到強化皇權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