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短篇小說《風(fēng)波》，最初發(fā)表在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雜志上。小說中有一處寫小孫女六斤打破一只碗，第二天六斤的父親七斤把這只碗拿到城里去鋦時，由于缺口太大，被鋦了十六個銅釘，但到了小說的結(jié)尾處卻寫成六斤“捧著十八個銅釘?shù)娘埻耄谕翀錾弦蝗骋还盏耐鶃怼薄Ｒ粋€“十六”，一個“十八”，前后不一致了。魯迅發(fā)現(xiàn)了這個“筆誤”后，于1926年11月23日專門寫了一封信，要求改正。魯迅在信中寫道：“六斤家只有這一個釘過的碗，釘是十六或十八，我也記不清了。總之兩數(shù)之一是錯的，請改成一律。”

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是一位頗有造詣的書法家。一次，于立群想用隸書錄毛澤東的《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詞“萬方樂奏有于闐”一句，誰知不慎把前三字寫成了“萬方春”，便打算廢掉。這時郭沫若在一旁將這張廢字紙重新鋪在案上，略思片刻，便也用隸書寫成了一對聯(lián)：“萬方春色;千頃湖光。”聯(lián)語突兀見奇，頓添風(fēng)采，雖是戲筆，卻別有一番風(fēng)趣。書法大師費新我有一次在一群客人面前書寫唐代詩人孟浩然的《過故人莊》一詩，當(dāng)寫到“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一句的時候，不留神漏掉了一個“話”字。費新我發(fā)現(xiàn)“筆誤”后，并沒有慌亂，而是坦然自若地在詩后用小字補了“酒后失話”四個字，點明筆誤，以示闕如，并加以告誡和表明歉意。補漏成巧，起死回生，觀看的客人見此，無不拍手稱妙。

民初名畫家郭禎擅長畫花鳥。有一次，他繪桃花圖和黃鶴圖各一幅贈友人，并請著名書法家趙平題詩配畫。在桃花圖上，趙平誤把“人面桃花相映紅”中的“桃”字寫成了“梅”字，在黃鶴圖上，又誤把“黃鶴樓中吹玉笛”中的“黃”字寫成了“白”字。寫成后，趙平發(fā)現(xiàn)“筆誤”，靈機一動，就在“人面梅花相映紅”下補上了一句“桃花流水杳然去”;在“白鶴樓中吹玉笛”下補上了一句“黃鶴一去不復(fù)返”。補得十分自然又妙趣橫生。

當(dāng)代詩人孔孚的題為《峨眉·古德林漫步》的詩在臺灣的《創(chuàng)世紀(jì)》上發(fā)表后，他收到樣刊一看，既喜又驚，因為詩中的“字間雜有鳥語”一句，竟被改成了“字間染有鳥語”。由于改“雜”為“染”使詩意更濃，所以孔孚贊揚說：“改得好，改得好，勝我多多矣;一個‘染’字，既可聽鳥語，也染得綠色滿紙了。”后來在打探是何人改“雜”為“染”時，才知道竟是排版之錯誤，于是孔孚又說：“天下奇事多有，竟有錯字錯得較我原字更妙者。然錯字為我增色，亦我?guī)熞玻　?/p>

法國著名地理學(xué)家馬萊·布雷，一生治學(xué)嚴(yán)謹(jǐn)，常親自校對自己的書稿，特別是對于一些數(shù)據(jù)，更是一絲不茍。他的一部書稿在介紹一座山峰時，繪出的高度是海拔36000斯托帕(法國舊長度單位)。在校對時，他發(fā)現(xiàn)36000寫成了360000。他標(biāo)明錯誤后排字工人不但沒有改正，反而又多加了一個“0”。馬萊·布雷在盛怒之下，在這個數(shù)字旁邊寫道：“應(yīng)該是36000，畜牲！”最后印出來的書竟這樣寫道：“這座山峰海拔3600000斯托帕，上面棲息著36000種畜牲！”對此，世界地理學(xué)界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