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努爾哈赤自立為汗、建立大金國的1616年(明萬歷四十四年)算起，到1644年入關占領北京，一共只有28年，在這樣短的時間里，這個水濱山野、主要以狩獵采集為生的女真部族，就完成了統一諸部、開國奠基、攻占遼沈、建立清朝并定都北京這一系列的功業，所用時間之短、發展速度之快，實在令人震驚。對此，深想的人其實不多，泛泛說起，便提到女真(后來的滿洲)人的驍勇善戰。殊不知驍勇善戰的北方諸民族，呼嘯馳騁于山林草原并不自滿洲人始，何以只有少數幾個，能夠登上歷史舞臺的中心，演出一場叱咤風云的、有聲有色的活劇？這除了需要一個英雄人物的出場之外，還需要的，就是組織。正如同金代女真不僅有完顏阿骨打，還有“猛安謀克”制，后起的努爾哈赤能夠克敵制勝，靠的不僅是騎射技藝，更重要的，是八旗這個后來成為清代制度的組織。

八旗之始，起于牛錄額真。牛錄是滿語(niru)，本義為“大箭”，派生義為由大箭持有者自愿結合的十人圍獵群體。明朝萬歷二十九年(辛丑年，公元1601年)前后，努爾哈赤對牛錄組織首次進行大規模改造與重建，參照女真人的猛安謀克制，將所聚之眾每三百人立一牛錄額真統管，改編后的牛錄被分別隸屬于黃、白、紅、藍四旗，以純色為辨。明萬歷四十三年(乙卯年，1615年)，努爾哈赤再次對牛錄組織進行改造，完善了牛錄—甲喇—固山的體制。并增設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四旗。黃、白、藍三色旗鑲紅邊，紅旗鑲白邊，合為八旗。八旗建立自此始，亦即為滿洲八旗的源起。

八固山(八旗)是牛錄組織的擴大，也繼承了牛錄的組織特點，首先是兵民合一：“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耕戰二事，未嘗偏廢”;其二是軍政一體，有事抽調，無事歸旗，“以旗統人，即以旗統兵”。作戰時絕無糧餉軍器之運轉，軍卒皆能自備而行，這是八旗勁旅行軍作戰驍勇神速的原因之一。皇太極即位后，在八旗滿洲之外又增設八旗漢軍和八旗蒙古，從此八旗有滿洲、蒙古和漢軍之分。從此擅長突騎野戰的八旗蒙古成為滿洲人的左膀右臂，而擅長操作火炮等重兵器的漢軍八旗的加入，對于原來只輕騎兵、輕火器的滿洲人來說，亦有莫大助益。但八旗仍是八旗，權力始終集中在滿洲貝勒手中，是絕不可旁落的。

1644年入關時的八旗勁旅，在對農民軍與明朝殘存勢力的戰爭中以一當十，摧枯拉朽，那是八旗武力最精銳、最強盛的時期。當清王朝定都北京后，面對著一個嶄新而又極其復雜、極其險峻的局面。在民族矛盾如此尖銳的情況下，他們所能依靠的，除了自己從關外帶來的八旗勁旅之外，還能有誰？由明軍的降兵降將編成的綠營，人數雖然數倍于八旗，他們又豈敢依恃？他們殫精竭慮，考慮的就是如何才能使為數如此之少的精兵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如何依靠它來維持清朝在這樣一個如此遼闊、如此復雜的國土上的統治。并因此而對八旗制度進行了重大的變革，其宗旨，當然是要加強八旗的軍事職能。

變革的第一步，是制定旗餉政策，使八旗官兵向職業軍人的方向轉變。這是入關后八旗制度最深刻的一項變革。

入關后的八旗官兵傾其全力投入戰爭，清廷雖然也沿襲入關前舊制為他們分配了“份地”，但他們卻不可能仍然沿襲入關前“兵農不分”的傳統，利用土地來進行生產。隨著八旗“份地”大量喪失與轉手，越來越多的八旗兵丁喪失了從土地獲取收入的經濟來源。為解決這一問題，使八旗兵丁得以全力以赴投入征服戰爭，清廷甫一入關，即制定旗餉政策。八旗兵丁的收入，以月餉和歲米為主，又視兵種之別而有等級之分，此外還有歲米，為每名每年24斛。這便是清代所稱“鐵桿莊稼老米樹”的由來，所謂“鐵桿莊稼”，說的就是這種收入的穩定性。清廷對八旗兵丁的一切采取“包下來”的辦法，用官費為他們建造房屋，凡遇紅白喜事均由官給賞銀，遷徙時由官給一切用度。重大變革的另一項，是建立駐防八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