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中的《晉書》有何獨特的正統意識
《十六國春秋》和《三十國春秋》為《晉書·載記》提供基本史料之外，也啟發了《晉書·載記》的正統觀。一方面，《十六國春秋》和《三十國春秋》皆以東晉為正統;另一方面，二書都對十六國的地位有所認同，前者不廢其年號，后者稱僭主為王。《晉書·載記》雖未沿襲后兩條書法，但對十六國歷史的認同，是有二書之影響在內的。
唐朝時已然華夷一體、天下為家，寬廣胸襟的唐人多少還是把十六國歷史載入正史之中，撰寫正史《晉書》更創造性地采用本紀、列傳與載記并列的形式，將十六國時的政權列入了正史而不是對立的霸史，賦予這些少數民族政權適當的歷史地位，盡管仍稱僭偽，其實已經淡化了華夷觀念下的正統意識。顯示出唐人對十六國史較為開明的態度。
后世對《晉書》正統觀的評價：《晉書》以前涼張氏、西涼李氏為列傳，其理據頗為可疑;但它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正統與僭偽的界限，或者說，打破了正史與偽史的界限。析言之，本紀、列傳與載記的區分，是正史與偽史的區分;渾言之，本紀、列傳與載記合一，又共同成就了《晉書》這部正史。“載記”之體確實蘊涵著褒貶并存的復雜性。尤其是《張軌傳》與《涼武昭王傳》，以“偽”入“正”，可以說是偽史的“僭越”。
陳寅恪(kè)先生曰：“唐以前諸家《晉書》，可稱美備。而太宗復修之者，其故安在？昔漢世古文經學者于《左氏春秋》中竄入‘漢承堯后’之文，唐代重修《晉書》特取張軌為同類陪賓，不以前涼西涼列于載記，而與捌柒《涼武昭王傳》中亦竄入‘士業子重耳脫身奔于江左，仕于宋，后歸為恒農太守’一節，皆藉此以欺天下后世。夫劉漢經師，李唐帝室，人殊代隔，迥不相關。而其擇術用心，遙遙符應，有如是者，豈不異哉！”唐前所修《晉書》，相傳有十八家，而唐修《晉書》之后，“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竟從新撰”。可以說，“兼引偽史十六國書”是唐修《晉書》與前代《晉書》的最大不同，而不僅僅限于以前涼、西涼入列傳之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