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在編撰新五代史時，寫給尹師魯的信中說“史者國家之典法也”，史書記載“君臣善惡，與其百事之廢置”，目的在于“垂勸戒，示后世”。在他看來，舊五代史還沒有完全做到這一點，有“繁猥失實”的地方，沒有起到它應起的作用。所以他把“褒貶義例”放在新五代史的首要地位，并以孔子編撰春秋的“義例”，作為自己立論的原則，用“春秋筆法”對五代歷史進行褒貶。

五代是一個封建分裂割據的時代，中原有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五個小王朝的相繼更替;中原以外的地區分裂為吳、南唐、前蜀、后蜀、吳越、楚、閩、南漢、南平、北漢等十國。各個王朝統治的時間都比較短促，用歐陽修的話來說，“于此之時，天下大亂，中國之禍，篡弒相尋”(《新五代史卷六十一吳世家》)，五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弒者八，長者不過十馀嵗，甚者三、四嵗而亡”(《歐陽文忠全集卷五九本論》)，出現“置君猶易吏，變國若傳舍”(《新五代史·序》)。這種局面之所以出現，是由于唐“安史之亂”以后中央集權制度被破壞，地方藩鎮在大地主豪強勢力支持下，擁兵割據，獨霸一方。唐末黃巢農民大起義的革命威力摧毀了唐王朝，沉重打擊了舊的藩鎮割據勢力。但是，黃巢起義最后遭到了失敗。一批在鎮壓起義中形成的軍閥成了新的割據勢力。唐朝滅亡后，他們繼續霸占一方，互相篡奪攻擊，造成了我國歷史上五代十國的短暫分裂局面。新五代史的作者封于這種分裂割據現象采取了否定的態度。但是，他把分裂割據的根本原因，歸結為封建道德的敗壞。

在歐陽修看來，五代是一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的“亂世”(《新五代史卷一六唐家人傳論》)。真是“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于是矣。”(《新五代史卷一七晉家人傳論》)因此，他采取了和編寫新唐書不同的做法。在新唐書中，他重視典章制度，不厭其詳地加以記載，而在新五代史中，由于他認為五代時期“天理幾乎其滅”，是一個“亂極矣”的時代，根本沒有什么禮樂制度可談，因而他說：“五代禮樂文章，吾無取焉，其后世有必欲知之者，不可以遺也。”因此，他除寫了司天考、職方考以外，其他的典章制度一概沒有寫。

在編撰體例方面，新五代史改變了舊五代史的編排方法。舊五代史分梁書、唐書等書，一朝一史，各成體系;新五代史則打破了朝代的界限，把五朝的本紀、列傳綜合在一起，依時間的先后進行編排。舊五代史不分類編排列傳;新五代史則把列傳分為各朝家人傳、死節傳、死事傳、一行傳、雜臣傳，等等。

北宋亡后，北方的金政權在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明令“新定學令內，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歐陽修所撰”(《金史卷一二章宗紀》)。至于南方的南宋，由于理學盛行，更是獨尊新五代史。

由于歐陽修編寫新五代史后于舊五代史，看到了舊五代史編撰者所沒有看到的一些資料，他往往采用小說、筆記之類的記載，補充了舊五代史中所沒有的一些史實。如王景仁、郭崇韜、安重誨、李茂貞、孔謙、王彥章、段凝、趙在禮、范延光、盧文紀、馬胤孫、姚顗、崔稅、呂琦、楊渥等傳都或多或少地補充了若干事實，有些則插入比較生動的情節，以小見大，使讀者加深對五代時期的人物和事件的了解。就歷史資料方面而言，新五代史和舊五代史是可以互為補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