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全國的財政收入，作為中央政府的清廷只在這中間收到三分之一左右的款項。而且即使對這一部分，中央政府也只能使用其總額的40％。縱然清廷也的確將這其中大部分用為軍事預算，也不能與西洋和日本明治維新后的新式財政所產生的經濟力量相抗衡。一個是吃飯型財政，一個是積極型財政，為戰爭提供的支持完全是兩碼事。以農業社會對工業社會，以手工業社會對商業社會，結果可想而知。

窮和民智不開是一對孿生兄弟。為什么“窮”？因為思想禁錮、民智不開。因為民智不開，就越發窮。堂堂4億人的大市場，就是坐收商品流通的過路費也能腰纏萬貫。為什么不行？一句話，清廷思想保守，不思進取，不學無術，根本就不知道改革經濟制度。到了后來，就是它想，基本上也無伸縮余地。一是“吃飯財政”出不起制度改革的成本，曰動彈不得。二是因為它的關稅率未經條約列強的一致同意，不得變動，還是動彈不得。惡性循環，越窮越窮。窮是玩不起戰爭這個奢侈品的。有人說，翁同龢為報私仇故意不批給李鴻章北洋海軍錢，其實是不當家不知道柴米貴。翁同龢當的不是大英帝國財政部的家，他手里實際上沒有幾個錢。

晚清時代，各國都拼命發展工商業，清廷也想，但是貧窮國家如俄國、日本以中央政府的預算來帶動經濟；富裕國家如法國和德國，在中央政府的預算之外還有民間的商業銀行系統配合融資。晚清中央政府一項沒有。當時中國的銀行體系幾乎完全超不出山西票號式的匯兌銀行和地方性的“錢莊”范圍。國家整個停留在“中古”經濟層面上。中國以中古之經濟對人家現代之經濟，以中古之社會對人家現代之社會，成敗早在決戰之前已經定了。

并不是李鴻章畏縮不前，他依托的就是這么一架老式機器，就只能產生這點馬力。他當然只能采取戰略守勢。后人不考慮當時清廷面對的人多錢少、坐吃山空的現狀，以為只要改“主和”為“積極進攻”就能贏，此乃清談。

但是有一點是對的，就是李鴻章懷有私心，想保存實力。李能在這把椅子上坐二十多年，靠的就是淮軍。李鴻章知道沒有淮軍就沒有他李鴻章，李鴻章的政敵也知道這個道理。以前讀史總為光緒的滿腔激憤感動，現在看來光緒也少不了“內斗”的嫌疑。他作為最高軍事統帥不會不知道自己的實力，但是他一味喊打，像個“憤青”般，甚至明知道沒有實力也草率宣戰。這里除了不成熟外，難道沒有削弱“后黨”實力的嫌疑？說得好聽點兒，是為以后的戊戌變法做組織上的準備，說得難聽一點，借日本人的刀滅“后黨”。

我們知道會有人說這是日本人早就預謀好的，根本由不得光緒。事情就在這兒：為什么人家日本人就能在天時、地利、人和都不利的情況下成功地避免了戰爭？為什么戰爭總是在大清最不需要的時候“一拍即合”？

這雖然扯到了另外一個話題，其實要說的還是民智不開，大清國根本不懂得現代外交這個緩沖武器。一有事兒，就粗著脖子大叫一聲：“拼了。”民智不開還有一半責任在朝廷自己。清廷畢竟是滿清一族。老怕人口占多數的漢人搶江山，戰爭來了又不敢發動人民敵后騷擾，堅壁清野。甚至窩藏私心，“龍興之地”的東北遲遲不讓進人，留著被漢人推翻后當退守之地。

這樣，日軍進入東北，當地一些“闖關東”新移民根本就沒有失故鄉之痛，也沒有保朝廷衛“國家”的國民意識。甚至在金錢的驅使下，還有人半推半就地當了日軍的“支前”小隊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