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度認為蔣介石可惜得很，就是不肯做皇帝，以蔣介石的武功，雖漢高明太何以過之，因為他不做皇帝，所以終于沒有成大功的希望！”

蔣介石不更上一層樓耿耿于懷

1905年7月，流亡海外的孫中山再度來到日本東京，中國上萬留日學生中名氣最大的當數楊度，身為中國留學生總會的干事長，風頭之健一時無倆。孫中山有意拉楊度共度大事，無奈道不同不相與謀，談了三天三夜，也沒能說服他。他說自己雖也佩服中山先生高論，但對君主立憲的信仰已根深蒂固，難以驟然改變。不久，孫中山、黃興等組織同盟會，希望他能參加，他雖謝絕了，但承諾：“吾主張君主立憲，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號召國民革命，先生功成，度當盡棄其主張，以助先生，努力國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這是孫、楊一段歷史的因緣。

10年后，楊度因為組織“籌安會”支持袁世凱稱帝而臭名昭著，成了人人得而誅殺的“帝制余孽”。1916年5月1日，袁氏帝制已然失敗，他仍強硬地對《京津太晤士報》記者說：“政治運動雖然失敗，政治主張絕不變更。我現在仍是徹頭徹尾主張"君憲救國"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減。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孫、黃主張共和，我則著論反對。我認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藥石，人民違疾忌醫，實為國家之大不幸。……除君憲外，別無解紛已亂之方。……梁任公（啟超）是我的老同志，他一變再變。……國體問題，我應負首責，既不委過于人，亦不逃罪于遠方。……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審判。”說這番話時，他“態度安閑，辭意堅決”。

據說，袁世凱棄世前夕，還在病榻之上不無悔恨地感嘆：“楊度誤我。”而楊度則在袁死之后送去挽聯：

“共和誤民國，民國誤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獄；

君憲負明公，明公負君憲？九泉之下，三復斯言。”

楊度不過一書生，他的信仰只不過與袁想做皇帝的心思恰好一致而已。歲月滄桑，世變無常，旗幟變幻，然而，楊度在骨子里還是一個君主立憲論者，這一點可以說他有始有終。在近代中國史上，他實在是最不善變的人物之一。第一個在云南舉起護國大旗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蔡鍔，雖與楊度政見不同，卻算得上是真正的知己。他倆同是湖南人，在日本留學時“與楊度最善”，休假日必到楊度家吃飯。他臨終前留下了并不廣為人知的一份遺囑，自述平生之志，并為楊度開釋，當時楊度正作為“籌安六君子”之首被通緝：

“本人少年時，羨東鄰強盛，恒抱持軍國主義。是項主義，非大有為之君，不足以鞭策而前，故政體孰善，尚乏絕端之證斷。后因袁氏強奸民意，帝制自為，逞個人篡竊之私，不惜以一手掩飾天下人耳目，爰申正義，以爭國民人格。湘人楊度，曩倡《君憲救國論》，附袁以行其志，實具苦衷，較之攀附尊榮者，究不可同日語。望政府為國惜才，俾邀寬典。”

1931年，也就是楊度去世前不久，有一次和章太炎等人在湖南軍閥趙炎午上海的家里吃飯，在坐的還有歷史學家、青年黨領袖左舜生、他的兒子楊公恕，酒酣耳熱之際，他又談起了他的君主立憲論，并且高聲說：“可惜得很，蔣介石就是不肯做皇帝，以蔣介石的武功，雖漢高明太何以過之，因為他不做皇帝，所以終于沒有成大功的希望！”或許他沒有想到在坐的左舜生手里有一支史家的筆，把這一番話記了下來。

1945年，左舜生以參政員身份有過一次延安之行，和他同行的有章伯鈞、黃炎培、傅斯年等參政員。他清楚地記得那年7月4日的午后兩點以前，在“延園”的一棵棗樹下，毛澤東對他和章伯鈞說：“蔣介石，他總以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兩個太陽把他看看！”當時站在旁邊聽到這番話的還有朱德和周恩來兩人。

多年之后，左舜生在寫《譚嗣同評傳》時，想起了同是湖南人的楊度和毛澤東，并把他親歷、親聞的這兩段鮮為人知的往事記在其中，作為湖南人個性的佐證。楊度一生信奉君主立憲，所以他對蔣介石不更上一層樓耿耿于懷。而在當時還在野的毛澤東看來，蔣介石無非是沒有戴上皇冠的皇帝，只是少了一個頭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