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黨早期隱蔽戰(zhàn)線上，周恩來在上海建立的中央特科，因戰(zhàn)果顯赫而榮獲“伍豪之劍”(周恩來曾化名伍豪)的美譽。在周恩來的正確領導下，中央特科雖然也從事一些“暗殺”活動，但卻防止了“紅色恐怖”，從而很好地擔當了當年中共中央機關的“貼身護衛(wèi)”。

中央特科的主要功能是護衛(wèi)而不是攻擊，最注重的不是動刀動槍，而是兵不血刃

大革命失敗后，中共中央機關遷至上海。為了在白色恐怖的嚴酷環(huán)境中保衛(wèi)黨中央的安全，中央特科應運而生。因此，中央特科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其警衛(wèi)部隊的性質(zhì)。中央特科的第一批人員由周恩來親自考察、挑選、培訓，其主要任務是三項：保衛(wèi)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營救被捕同志;懲辦叛徒。從這些任務來看，其實都是圍繞著警衛(wèi)部隊這一核心職能展開的。既然是警衛(wèi)部隊，其職能的基本原則就是防御。

中央特科必須保證中共中央能夠順利有效地運作。中共中央經(jīng)常在上海舉行各種重要會議，舉辦各種軍事或政治訓練班。因此，中央特科必須做好繁重的會議警戒工作。

中央特科必須保證中央領導人的安全。每當重要領導人進出上海，中央特科就必須精心護送，保證其安全成行。每當重要領導人陷入險境或者被捕，中央特科就必須全力營救。周恩來在領導中央特科時曾說過：“干部是革命之本”，“關心、愛護、教育干部，就是對革命事業(yè)的關心愛護，是取得革命勝利的最后保證。”他曾先后組織營救彭湃、鄧中夏、羅亦農(nóng)、惲代英等許多同志。尤其在營救彭湃等領導人時，甚至動用中央特科的全部力量準備中途秘密攔截刑車。

中央特科必須清除可能威脅中央機關安全的各種因素。當時對中共中央安全威脅最大的是叛徒。早年羅亦農(nóng)、彭湃、陳延年、趙世炎、陳喬年等一大批中共中央領導人在上海被捕犧牲，幾乎都是由于叛徒的出賣。因此，中央特科必須承擔清除叛徒的重任。

既然是防御功能，其運作的基本原則就是隱蔽。所謂隱蔽，就是盡量減小動靜，減少打打殺殺，盡量做到神不知鬼不覺，盡量避免驚動當局與民眾。因為在秘密戰(zhàn)線中，尤其在上海這樣敵對勢力強大又人口眾多的大都市里，暴露就意味著危險，傷及無辜就意味著喪失民心。

既然是隱蔽運作，其最大的效益就是情報。不管是保衛(wèi)、營救還是除奸，都必須以情報為先導，以達到事半功倍以弱勝強的效果。這就要求中央特科盡量通過各種渠道獲取各種情報，為中共中央和紅軍提供必要的依據(jù)以及時做出正確的決策。因此，中央特科最注重的不是動刀動槍，而是兵不血刃，在不動聲色中以智取勝。

周恩來倡導“三不”原則，使中央特科在隱蔽斗爭中掌握了正確的政治方向

當年中央特科清除叛徒的內(nèi)容往往是如今影視作品中的重頭戲。其實，如何對待叛變?nèi)藛T是當年一項政策性很強的政治任務。

周恩來在領導特科時曾經(jīng)反復強調(diào)：不許亂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準打公開的特務;不準搞綁票。他在1929年8月23日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山東臨委的信中指出：消滅叛徒原是我黨最后不得已的辦法。積極方面，我們還應減少這種叛變，減少被破獲的可能性。這些指示使中央特科在隱蔽斗爭中掌握了正確的政治方向。因此，當中央特科在不得不剪除可能危及中央安全等危害極大的叛徒時，都實行嚴格的定點清除、精確打擊。

在中央特科中有不少善用炸藥的爆破高手。但在當年的隱蔽斗爭中，不管多么需要，中央特科幾乎從未動用過炸藥。究其原因，一來可能動靜太大，二來勢必傷及民眾。從中央特科多年的實戰(zhàn)來看，他們能用刀就決不用槍，就是不得已而動槍時，也是速戰(zhàn)速決，決不殃及無辜。這類例子可以說不勝枚舉，如清除出賣羅亦農(nóng)的叛徒時，特科人員在室外用一串鞭炮掩蓋了室內(nèi)的幾下槍聲，周圍群眾渾然不覺;在清除出賣彭湃的叛徒時，特科人員預先偵查設伏，一頓亂槍后就搭乘事先準備的汽車迅速離開，前后不過短短幾分鐘。

在周恩來的領導下，特科有著嚴格的政策和紀律，絕不允許進行任何恐怖活動

中國共產(chǎn)黨把隱蔽斗爭看作是政治斗爭的一部分，一旦出現(xiàn)差錯就必須立即檢討和糾正。由于顧順章叛變，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的活動范圍被迫縮小。雖然中央特科成績卓著，但周恩來還是做了檢討。1931年6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在其起草的《中央審查特委工作總結》中，對顧順章事件作了自我批評：“特委本身政治教育的缺乏，成為特委基礎不能鞏固的歷史病源……直接指導這項工作的伍豪同志要負錯誤的主要責任。”

中共中央為隱蔽戰(zhàn)線制定了嚴格的政策和紀律，絕不允許進行任何恐怖活動。為了更客觀地認識這一問題，我們來看一下當年周恩來領導中央特科時的死對頭、國民黨情報機構領導人徐恩曾是如何對此進行評介的。

徐恩曾是國民黨中統(tǒng)局最早的負責人之一，因為錢壯飛的英勇壯舉而被附帶出名。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他在臺灣出版的回憶錄《我和共產(chǎn)黨戰(zhàn)斗的回憶》中，對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地下斗爭是這樣評介的：“共產(chǎn)黨人是反對暗殺手段的。他們自稱：他們所反對的是整個‘社會制度’不是某些‘個人’，反對社會制度須要依靠‘群眾的力量’，‘暗殺’是無用的。中共在過去三十年中，對于這個教條，大致是遵守的。”當年水火不容生死纏斗的老對手口中作出這樣的認定，可見中國共產(chǎn)黨的隱蔽斗爭絕不進行恐怖活動，絕不傷及民眾百姓的政策是說到做到的。

對于中央特科在上海的除奸活動，徐恩曾的評介更為具體：“其選擇的地點和時間，都經(jīng)過周密的計算和布置，使人難于提防，這種情況引起其余的工作人員的不安，每個人的神經(jīng)非常緊張，那些曾從共產(chǎn)黨中轉變過來，或是曾經(jīng)參加對共產(chǎn)黨地下組織的破壞行動的人，更人人自危，整日不敢出門，因為誰也料不到，何時會成了紅隊的下一目標，大家在緊張恐怖中過生活，自顧尚不暇，當然完全喪失了向敵人還擊的能力。”徐恩曾直至寫回憶錄時多少還心有余悸，當年“伍豪之劍”的威力，由此可見一斑。

雖然時過三十年，且已經(jīng)敗退臺灣，徐恩曾在其回憶錄中不僅刻骨銘心，而且還不顧五十年代初彌漫臺灣的“清除匪諜”恐怖，依然在字里行間流露出難以掩飾的贊譽，可見其表達的敬佩確實是由衷的。當年的中國共產(chǎn)黨不僅在戰(zhàn)場上，更在精神上擊敗了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