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黃河是中國的母親河，但她在孵育滋潤中華民族的同時，也因為經常決堤，給兩岸、特別是下游華北平原的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不過，歷史上的黃河決堤多為自然因素，“天意使然”;可在1938年，河南鄭州花園口卻出現了一次人為的決堤，導致89萬河南民眾死于非命，也給中國的災難史增添了沉重的一筆。

一、驕兵之敗——1938年初，李宗仁、孫連仲、張自忠等國軍將領給抗戰軍民送了一份寶貴的大禮——臺兒莊大捷。此役中國軍隊100萬，大戰日軍30萬，經過5個月的艱苦奮戰，圍殲日軍1萬余人，最終贏得了勝利。臺兒莊大捷也給時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蔣介石吃了一粒定心丸——畢竟，1932年以來，蔣介石一直堅持所謂的“3日亡國論”。興奮之余，蔣介石打算下一筆更大的棋，要借臺兒莊大捷的余威，在徐州與日軍展開決戰。于是，他把20多萬中央軍匆忙調動到徐州戰場。沒料到，日軍也認為這是消滅中國軍隊主力部隊的好機會，迅速集結10多個師團30多萬人向徐州地區夾擊。日軍以部分兵力在正面牽制國軍，主力向西迂回，企圖從側后包圍徐州，殲滅國軍第五戰區主力。5月中旬，越來越慘烈的戰報傳到蔣介石的案前，使他那因臺兒莊大捷的勝利沖得有點暈乎乎的大腦一下冷靜下來。他馬上意識到，國軍主力部隊即將在徐州陷入日軍的包圍圈。蔣介石當即給李宗仁口授了一封十萬火急的電報：“著令你部力避決戰，撤離徐州，火速突圍。”撤退命令一下，中國軍隊全線撤退。到了5月下旬，各路大軍已經安裝預定計劃安全撤抵皖西、豫南地區。可是，日軍沿隴海鐵路緊追不舍，并于6月6日占領了開封。為了阻止日軍繼續尾追，蔣介石做了一個前無古人，估計也后無來者的決定：炸開黃河大堤，以水代兵，阻止日軍進攻。

二、以水代兵——決堤任務交給了守衛黃河的第一戰區第二十集團軍總司令商震，執行者為新八師。地點最初是選在中牟縣境內的趙口，可由于當地流沙太多，沒能掘開。得知這個情況后，蔣介石指示再換地點。

曾經參與了花園口決堤的新八師司令部參謀處上尉參謀熊先煜在回憶錄中說，師長蔣在珍曾向自己征詢意見，到底選擇在哪里決堤更合適。他回答，“以地形而言論，馬渡口、花園口均可。不過，馬渡口與趙口相距不遠，敵人巳迫近這一地區，恐堤未決成，敵人已至。為獲時間寬裕，我看最好還是選定花園口一段為宜。”蔣在珍當即拍板：“時間緊，任務重大，事不宜遲，那就定在花園口吧。”蔣介石同意了這個方案。在這個過程中，蔣介石擔心手下執行消極，一再通過口諭、電令催促手下扒堤，不要有“婦人之仁”。經過兩天兩夜不停地挖掘，6月9日凌晨，幾乎在距鄭州30公里的中牟失守的同時，花園口大堤終于挖開了。

三、滅頂之災——花園口大堤決口的那一刻，渾黃色的洪水像兩條巨龍，轟隆隆地向著附近早巳疏散一空的村莊撲去。廣闊的華北平原頓時淪為一片澤國。

此舉是福？是禍？以水代兵的效果立竿見影。四處漫溢的河水沖斷了隴海鐵路，日軍不得不放棄了從平漢線進攻武漢的計劃，退守徐州。日本方面就如此記載，“中國軍隊6月10日左右于鄭州東北掘開黃河堤防，使黃河水向東南方向涌出，采取了水淹戰術，淹沒了自己的廣大沃野，形成了經中牟、尉氏、周口、阜陽連接淮河的大地障，給我軍行動造成極大困難。”但隨后，日軍南下到蚌埠，過淮河，再到合肥與日軍其他部隊會合，又開始從長江北岸，沿江而上進攻武漢。1938年10月，花園口扒開后第4個月，武漢仍然失守。花園口決口終究沒有挽救武漢失陷的命運。而對于華北平原的廣大民眾來說，花園口大堤決口只能是一場滅頂之災。

資料顯示，花園口大堤決口后，堤腳下的小李莊、邵橋、史家堤、汪家堤等23個村莊全部淹沒。黃河由此改道南流，歷時9年之久，波及豫、皖、蘇三省44個縣，共計29萬平方公里，釀成1200萬人受災、390萬人流離失所、89萬人死亡的空前災難(死亡人數是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所殺中國軍民的三倍)，形成震驚世界的中國“黃泛區”。更重要的是，原本比較富庶繁華的中原河南地帶從此一蹶不振。當然，我們可以把這一切災難都推到日本侵略者身上。

四、嫁禍于日——事實上，當時的國民政府的確是這么做的。6月9日，花園口大堤剛剛掘開，商震就電令新八師用炸藥將決口附近的小龍王廟和民房、大樹炸倒，偽造日軍炸毀黃河大堤的現場。后來國民黨中宣部及國民政府中央電影制片廠人員前往花園口，拍攝日軍炸堤和中國軍民搶堵缺口的新聞紀錄片以擴大宣傳。顯然，第一戰區的做法正中蔣介石下懷。6月11日，蔣介石對第一戰區司令長官、河南省主席程潛做了三條指示，第一條就是：須向民眾宣傳敵飛機炸毀黃河堤。

根據蔣介石的指示，6月11日上午9時，中央社從鄭州發出第一條電訊，首次“報道”日軍炸開黃河大堤經過情形。在中央社的引導下，國內各大報社如《申報》、《大公報》、《民國日報》等紛紛譴責日軍炸毀黃河大堤、致黃河決口泛濫的嚴重暴行。中國共產黨的《新華日報》也參加到對敵暴行的聲討中，并號召賑濟受災同胞。

花園口決口的消息迅速引起世界各國關注，各國輿論幾乎一致譴責日軍暴行。不過，日本方面始終不肯承認這事兒，對中國的宣傳進行反駁，因此雙方在激烈的戰事之余，還進行了一場“新聞戰”。除了把花園口大堤決口推到日軍身上，國民政府對此長期采取“緘口”政策——直到10世紀80年代之后，臺灣才允許學界公開討論花園口大堤決口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