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40年代，宋子文被傳為世界首富以來，圍繞著這位民國財政部長個人財富的爭論就沒有停止過，這其中既有人為因素，也有時代因素。

1949年新年剛過，還要很長一段時間，解放軍才會發(fā)起渡江戰(zhàn)役，但在廣州的宋子文便已有了去職的打算。就在蔣介石宣布“引退”的次日，在廣州綏署禮堂舉行的辭職儀式上，他以不足一分鐘的簡短致辭，為其26年的從政生涯畫上了句號。

此后，他輾轉于香港、廣州、、臺北、巴黎等地，并在當年6月，舉家乘機赴美。這時，往日擁有的財富權勢及顯赫一時的榮光，都已如國民黨的江山一樣大片失去了。

從此，一段可稱為“難民”的生活開始，雖然是在一個他深愛著的國度里，但當時的美國輿論卻對其不太友好，他們一再狂炒宋子文貪污美援、中飽私囊的話題，甚至認為宋子文因此而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這一度令宋子文如坐針氈，其實關于宋子文是世界首富的話題由來已久。

一則從“謠言”開始的故事？

盡管，宋子文擁有“兩朝國舅”的顯赫身份，并長期擔任民國財長的要職，但直到20世紀30年代，關于宋子文的私人財產(chǎn)還是一個鮮有人理會的問題。而30年代中期以后，人們對此的興趣，似乎一夜間迸發(fā)了，翻閱從此往后的歷史時，各類與其財富相關的資料、數(shù)據(jù)、傳說也蜂擁而至。按照一般的看法，這一時期也正是宋子文財富暴發(fā)的開始。

1933年秋，因為在軍費問題上與蔣介石產(chǎn)生了嚴重的分歧，宋子文又一次辭去了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長的職務，一同辭去的還有中央銀行總裁、行政院院長等政府要職。他暫時遠離了民國權力的核心，政治上的失意，反而刺激了宋子文從商的興趣。這時，他利用還保留著的全國經(jīng)濟委員會常委的頭銜，表現(xiàn)出了對全國經(jīng)濟建設的熱心。宋子文深知，要推行新的經(jīng)濟建設計劃，需要大量資金，于是籌劃成立了一家具有強大實力的投資集團——中國建設銀公司。

宋子文特殊的身份，對其發(fā)展經(jīng)濟的計劃，無疑會起到不可估測的推動作用，然而阻力也是顯而易見的。宋子文設想，中國建設銀公司應該是一個集中了中外各大財團資源的投資公司，資本額1億元，由中國與英美銀行家組成。但此舉遭到了日本的方面的強烈猜忌，日本駐南京領事明確反對英美等國資本參與其中。日本的訛詐政策，令英美財團只得退避三舍。無奈，宋子文的建設銀公司只爭取到中國財團的支持。

在當時的形勢下，自然會造成這樣的局面：凡是宋子文的手筆，自然都會引起日本及親日派的不滿;而宋的經(jīng)濟行為，也在不失時機地打擊著對方的利益。

中國建設銀公司成立后，宋子文雖有了中國“摩根”的頭銜，但是他清楚這還只是個虛名而已。他若想在經(jīng)濟領域繼續(xù)呼風喚雨，絕離不開大財團的支持，而以當時中國金融界背景而言，又絕不能沒有中國銀行的加盟。中國銀行本由清王朝的“國家銀行”，即大清銀行改制而來，雖改為商辦，但其地位與實力使然，始終是事實上的“中央銀行”。因歷史的淵源，其一直為北洋系所掌控，而歷任的總裁又都是親日一派的人物。以實為中行靈魂的副總裁張嘉為例，他像宋子文喜歡美國文化一樣熱衷于日本文化，迷信日本實力，甚至平時穿和服、著木屐、說流利的日語，完全一派東洋作風。因而，與歐美派隔閡很深;因而，中國建設銀公司成立后，中國銀行很快采取敬而遠之的態(tài)度，故宋子文深以為恨。

于是，1935年，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在漢口密謀，通過了一項對中國銀行的改組計劃。這一計劃保密工作相當出色，事前既不讓張嘉知情，也瞞過了汪精衛(wèi)、張群、黃郛等親日派巨頭。當行政院長汪精衛(wèi)得知消息時，所有文件都已敲定，這對親日派而言，不啻晴天霹靂。

當張嘉“潸然淚下”，正痛心疾首之際，宋子文風光無限地擔任起了中國銀行董事長的職務。這樣，利用這些實力強大的金融機構釋放出的能量，宋子文終于使自己成為中國政界、工商實業(yè)界、金融界競相景仰的中國“摩根”。從此開始，宋憑借著自己掌控的經(jīng)濟委員會、中國建設銀公司、中國銀行等三大工具，不斷實施對民族工商業(yè)、金融業(yè)的滲透、控制及兼并活動，并以驚人的速度，營造出一個以宋氏家族為核心的官僚買辦集團與托拉斯王國，而這也奠定了宋氏迅速發(fā)家的基礎。

當宋子文在其經(jīng)濟建設規(guī)劃與追逐個人私產(chǎn)方面都風生水起的時候，其英美派領袖的背景、對日強硬派代表人物的聲譽，也為其招致了更多的來自日本方面及國內(nèi)親日派的敵視。而日本人對于這個個性上恃才傲物、行事上有些西方自由主義做派的軍外人物，甚至比對他們最大的對手蔣介石更感到厭惡。

因而，作為日本及汪偽一派的反擊，宋子文的豪門財富，及其瘋狂的斂財行為，隨之不斷被爆料。例如，1939年，在一份據(jù)說是日本特工對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存款情況的秘密調(diào)查報告中，單宋子文一人就被披露有5000多萬元的財產(chǎn)存在上海的外國銀行內(nèi)。又戰(zhàn)爭期間，日本曾指控宋子文在大通國民銀行和紐約的花旗銀行存款達7000萬美元。與此同時，宋子文是當時世界首富的消息也不脛而走。

“四大家族”

盡管據(jù)歷史學家考證，這些信息大都是戰(zhàn)時日本政治宣傳的一種手段，而且即便當時引用的作者也并不深信，但也是從那時開始，關于宋子文豪門財產(chǎn)的傳聞，卻方興未艾。因為，宋子文當時在經(jīng)濟建設上的縱橫捭闔，在金融界的呼風喚雨以及其家族的權勢地位，顯然都太過煊赫一時了。

挾雄厚的金融資本，宋子文在經(jīng)濟領域的擴張就如同探囊取物一般。以廣東銀行為例，在南方，廣東銀行是一家影響很大的僑資銀行。1935年秋，因債臺高筑陷入困境，宋子文利用自己的權力及影響，趁機調(diào)集資金注入，進行改組。他并認購20萬股，雖非最大股東，但也無人敢與其一爭高下。結果，改組后該行董事長一職，由大家“一致選舉”宋子安擔任;總經(jīng)理一職則由宋子文賞給了其親信。從此，廣東銀行成為宋氏的“私家錢莊”。

以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為例，它原是中國最大的一家煙草公司，公司老板簡氏兄弟被稱為“煙草大王”。在三十代，它的經(jīng)營與財務都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此時，宋子文以區(qū)區(qū)70萬元的代價便購買了該公司52%的股份，而這70萬元還是由廣東銀行代墊，宋子文分文未出便將南洋兄弟置歸旗下。

除此之外，宋子文還在新華銀行、中國國貨銀行、中國保險公司、上海銀行等均有一些投資。宋子文在工業(yè)方面的投資也不少，在控制了一部分金融機構后，他通常手法是把銀行的資金用于工礦和鐵路的建設投資。除中國建設銀公司對幾家鐵路和工礦的投資外，宋家還在四川絲業(yè)公司、振華造紙廠、民生公司、華豐和記紡織布廠、大中華火柴公司、華豐和記面粉廠、中華書局等工礦企業(yè)據(jù)有一定數(shù)量的股票，宋于文和宋子良還當了這些企業(yè)的董事長或董事。而西北陜西、甘肅兩地十幾家紡織、面粉、制藥、印刷、釀酒、采煤、火柴等工廠的機要部門也在宋氏家族的控制之下。

在經(jīng)濟領域能如此神通，其財產(chǎn)數(shù)目自然引起人們濃厚的興趣。據(jù)當時文章記載，“宋氏的經(jīng)濟活動已如上述7個銀行，12家商業(yè)公司，22個大工廠，1個運輸公司，全部股款多少？怕連宋子文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財產(chǎn)數(shù)字”。而又一篇文章則寫道：“其時獨家擁有6億元之巨。”

當然，對其豪門資本的揭露，我們最為熟知的還是中共對于“四大家族”控訴。1946年，陳伯達在《中國四大家族》一書中說：“四大家族或是‘官’式的，或是‘商’式的，在金融、商業(yè)、工業(yè)、地產(chǎn)諸方面所獨占的財產(chǎn)，以及他們在外國的存款和產(chǎn)業(yè)，粗略統(tǒng)計一下，至少當在二百萬萬美元左右。”

若真如此數(shù)，那么四大家族中隨便一人的私產(chǎn)都可躋身于世界首富的行列，但事實是怎樣的呢？據(jù)史料統(tǒng)計，當時全國三個最大的國家壟斷資本集團——“四行二局”(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nóng)業(yè)銀行、中國信托局和郵政儲金匯業(yè)局)，資源委員會和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的資產(chǎn)，合計也只有62972億元法幣，以1947年的匯率計算，尚不足100億美元。若把當時國民政府管轄的所有財產(chǎn)加起來，也不超過200億美元。

可見上面所說“四大家族”財產(chǎn)，并不是單指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陳果夫五人的私有財產(chǎn)，而是泛指國民黨及其政府統(tǒng)治下的“國家壟斷資本”的財產(chǎn)。單說宋子文，其雖掌控眾多的工商金融企業(yè)，但不是占有全部，而是有部分投資或是擔任要職，他的私人財產(chǎn)也應當小于這些企業(yè)的總資產(chǎn)，約在1000萬美元左右。至于宋子文當政時，由國家銀行或財政部投資創(chuàng)辦的企業(yè)，不應當算作宋子文的私人財產(chǎn)。正如美國學者戴洪超所言：“因為他長期兼營公司重職，并未很清楚劃分公私界限，所以引起他人猜疑也很自然。”

“倒宋”風潮

宋子文雖身家千萬，并非傳言中的億萬富翁，但無論如何，在當日官僚資本的制度之下，其獲取財富的途徑，總擺脫不了政治特權的干系，也總免不了以權謀私的嫌疑。于是我們看到陳伯達在《中國四大家族》中以革命的語言宣稱：一切無可爭辯的事實證明，四大家族盜竊我們中國這個國家為他們的私產(chǎn)(化公為私)，以“國家”、“政府”等名義，無情地掠奪人民的所有(假公濟私)，使自己成為以吸血為生活的最大富翁。他們極端盡致地對人民進行封建買辦的血腥掠奪，而無量數(shù)的中國人則因其掠奪，以至家破人亡、顛沛流離、饑餓死亡，而且死無葬身之地……

在這樣的制度下，大小官僚利用手中的特權、以種種名義大發(fā)“國難財”，又或走私、或侵吞公產(chǎn)、或勒索民間企業(yè)、或貪污受賄，以并不道德的方式實現(xiàn)著私人財富的擴張。這也是革命者常拿宋子文私人財產(chǎn)大做文章的原因。只是在激烈的政治宣傳里，他的財富顯然被無限夸張了。

其實，又何止是反對者對豪門資產(chǎn)大肆抨擊，到了國民黨政府統(tǒng)治后期，似乎所有人都對宋子文不滿了。當時，整個國家的經(jīng)濟已經(jīng)到了崩潰的地步，通貨膨脹、物價飛漲、財政赤字觸目驚心、工商業(yè)紛紛停產(chǎn)倒閉。宋子文一系列的舉措，不但沒能挽救危局，反而更加劇了形勢的惡化。于是，在舉國的不滿聲中，作為行政院首腦、全面負責經(jīng)濟的宋子文便成為這一切的罪魁。又何止如此，與此同時，經(jīng)濟的崩潰連同著軍事的失利、官僚的腐敗、政權的危亡，所有這些所造就出的泄憤情緒似乎都一同指向了宋子文。

以四大家族中的陳氏兄弟為例，陳氏兄弟窺視財政金融大權已久，但宋子文對財經(jīng)大權的包攬，使他們未能絲毫染指。而宋子文理財?shù)氖。秊樗麄兇驍∷巫游奶峁┝藱C會。他們利用手中掌握的輿論大權，不斷地對宋的豪門勢力進行討伐，“炮打宋子文”的文章連連出現(xiàn)。

以傅斯年為例，1947年2月，傅斯年半月之內(nèi)連續(xù)發(fā)表了《這樣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宋子文的失敗》、《論豪門資本必須鏟除》等三篇文章，抨擊宋子文巧取豪奪、禍國殃民，把國家的巨額財富據(jù)為己有，“徹底毀壞了中國經(jīng)濟”，“徹底使全國財富集于私門、流于國外”。

至于當日輿論之中，宋子文的財產(chǎn)被傳到怎樣的程度，以下的材料即可窺豹一斑。據(jù)記載，當時一位激烈批評政府的人說，“中國不擺脫宋氏家族，不可能有光明前途。因為他們有十億以上的美元存在華盛頓、倫敦和阿姆斯特丹等各地銀行的個人賬戶中。”又1949年5月，正當國民黨與中與共產(chǎn)黨激烈撕殺的時候， 49名立法委員聯(lián)名提出臨時緊急動議，要求向宋子文、孔祥熙、張嘉三豪門“征借”10億美元，以充實國軍軍費。這一主意，竟獲得全體出席委員贊同通過。

面對這種境地，宋子文選擇了一走了之。1949年5月16日，宋子文偕夫人乘機離開香港，去往巴黎。在臨行之前他對記者發(fā)表講話，說：“那種建議，正足以表示那班人員的腦筋如何，因為據(jù)余所知，目前中國政府和私人存在美國的外匯資產(chǎn)總金額不過5億美元，他們竟要余和孔、張兩氏共同捐出10美元，豈非捕風捉影。”正如宋美齡所抱怨的，“他們使我哥哥成為替罪羔羊”。

杜魯門的憤怒

然而，想讓宋子文成為替罪羔羊的并不只有蔣介石和他的國民黨，當他來到美國后，這個曾經(jīng)無比親密的國家，對其也不怎么友好了。

宋子文赴美之后，依舊想如之前一樣大賣力氣為國民黨爭取美援。他曾向美國方面乞求，往臺灣派出軍事代表團，以挽救國民黨軍隊的敗局。宋子文并多次求見美國高官，要求美國進一步向國民黨政權提供2億美元援助。

然而，所有的計劃，最終成了宋子文的癡人說夢。最終蔣介石失去了大陸，美國也不得不接受“失去中國”的苦果。

在美國輿論看來，這除了歸咎于國民黨官僚系統(tǒng)的腐敗無能之外，在某種程度上也要歸咎于宋子文的徇私舞弊。因為，當時美國曾無比信任地將一切軍事與經(jīng)濟援助都交到了宋的手中，而這些美國納稅人的錢卻如同白白地扔到了水里一般，根本沒實現(xiàn)其價值。更主要的，當時美國人還認為，美國的大量援助都流進了宋子文、孔祥熙個人的腰包，變成了宋、孔家族的私人財富。就連當時的美國總統(tǒng)杜魯門也大罵“他們都是賊……他們從我們給蔣送去的三十八億美元中偷去七億五千萬美元。他們用這筆錢在圣保羅搞房地產(chǎn)投資，他們有的房地產(chǎn)就在紐約市”。

國民黨政權覆亡之后，美國各種報刊都不惜以大量版面，津津樂道地報道宋、孔家族的種種丑聞，弄得他們聲名狼藉。《華盛頓明星晚報》在一篇文章中不無調(diào)侃地寫道：“臺灣的蔣介石政府與其請求美國國會的援助，不如動用私人存美的資產(chǎn)。蔣總統(tǒng)目前所急需安定金融、建設經(jīng)濟等等的款項共約3億美元，實在可以由孔祥熙與宋子文兩氏私人借款，不必再向美國納稅人乞求。因為根據(jù)美國官方確切可靠的統(tǒng)計，孔、宋兩人在美國的銀行存款達5億美元之多，從中間借款3億給蔣介石將軍，決不會使他們兩人當真‘貧窮’起來的。”

對此，孔祥熙曾不無憤怒地表示，我丟在中國大陸的財富比現(xiàn)在多多了！并情愿接受美國政府的調(diào)查。于是，50年代初杜魯門下令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對宋、孔財產(chǎn)展開了秘密調(diào)查，但不知何故，此后幾十年，美國政府一直對這次調(diào)查的結果諱莫如深。

爭論不休的身后事

1971年4月，77歲的宋子文來舊金山看望老友。晚宴上，他心情愉悅，頗有食欲，卻不幸因一小塊食物鯁在氣管，而溘然辭世。

很快，消息傳到了紐約——二十年來宋子文寓居的地方。紐約州政府著實一振，拋開人道上的悲憫之外，負責清算房產(chǎn)稅、遺產(chǎn)稅的政府稅務部門，一想到那些關于這位逝者巨額財富的傳說，他們更不由得生出一些不太合時宜的興奮。

于是，紐約州政府的稅務官員們，內(nèi)心已然期待著令人震驚的結果，對宋子文的經(jīng)濟狀況著手展開了調(diào)查，然而，事實卻令人大失所望。在紐約遺產(chǎn)法庭關于宋子文遺產(chǎn)分割執(zhí)行書中，我們看到了那次調(diào)查的結果。那是一些對于這位傳說中的“世界首富”有些反諷、近似玩笑的信息：宋子文的非固定財產(chǎn)只有100多萬美元，加上二十年間大為升值的房產(chǎn)，也就七八百萬美元(一說其財產(chǎn)總值為10485729.47美元)。這樣的財產(chǎn)在遍地富豪的紐約簡直不值一提。

這樣的結果，當然令美國的稅務官們難以置信。宋子文家產(chǎn)僅有“100萬美元”的報道，也隨即流傳開來，從華盛頓到里約熱內(nèi)盧，從倫敦到巴黎，從馬尼拉到東京，從臺灣到香港。據(jù)說當年看到這則消息的人，有的不置可否，有的則啞然失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