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不太流行滅國，所謂“滅國不滅祀”，一般都是打服了就算完，就是真把地方占了，也給遺民們留一塊地方供奉家廟楚滅了陳、蔡，后來也都讓復國了;打鄭國打得鄭君肉袒出降，也并沒有滅了鄭國狄人攻破了衛國、邢國，齊桓公把狄人打跑之后也讓這兩個國復國了(當然換了個地方，黃河以北呆不住了，遷到了黃河以南)我估計第一當時還要分封，就是奪得了地盤，也得分給大夫們，國君反正也控制不了;第二當時雖然“禮崩樂壞”，但是輿論還是傾向遵守禮制、和平共處的，爭霸是主流，爭城爭地是非主流。

忽然又想到另外一點，春秋時期社會組織形式主要還是城邦國家，也就是其實國家的控制力只能及于城市周邊很小的范圍，廣大的田野、山川是管不了的，因此滅了一個國家的話如果其離自己的核心城邦太遠，中間的無主地太多，離心傾向也會很大，不如留著稱臣納貢算了。后世生產力水平發展到能連續地控制土地后，攻城才能達到略地的效果，因此滅國以開疆成為了主流。

越國在戰敗之后的命運已經是家喻戶曉了，而越人之所以翻盤成功的原因，則一直被歸結于夫差的婦人之仁。當然這其中也穿插了“賄賂”與“奸臣”這種亡國的必須“要素”。不過我們如果仔細分析一下吳、越兩國的地緣背景，就會發現事情并沒有這么簡單。研究吳越兩國的地緣屬性我們會發現，核心地區在蘇錫常平原的吳國，固然得平原水利之便，更具有戰爭的潛力。

但系出浙閩丘陵的越人，卻是很難被完全征服的。如果吳人希望完全征服散布于浙閩丘陵的越人，勢必要進行一場曠日持久的山地戰，即使取得勝利，那些山地丘陵對于吳人來說也沒有多大價值。而要是吳人滿足于占領杭嘉湖平原和寧紹平原，放棄對山地之中殘存的越人進行清剿，這些失去政權約束的越國遺民，勢必會不時的襲擾平原之的上吳人。就象后世蒙古高原上那些定期南下“打草谷”的游牧民族一樣。

在這種情況下，留下一個被吳國控制的“越國”，讓其約束浙閩丘陵之上那些部族，比從肉體上消滅勾踐，讓那些限入無政府狀態的越人為害吳人的后方要有利的多。這種作法與2000多年后，西安事變后延安的態度有異曲同工之妙。關于吳人所面臨的局面，從〈史記〉中的記載中看出些端倪來。當時勾踐派人乞降時的原話是“愿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我們也可以理解夫差留下勾踐，是遵循“滅國不滅祀”的優良傳統。

不過正象我們在之前所分析過的那樣，所謂的“滅國不滅祀”，現實的原因是因為戰國之前，諸侯分割的太細。很多時候一個諸侯國雖然有實力攻占一方的國都，但卻很難有足夠的人力來統治對方的人民，更何況其余的大國不愿意坐視一國隨意作大，經常會加以干涉。

無論是出于現實的考慮，還是“尊重”傳統的原因，越國作為一個“國家”最終還是被保留了下來。只不過就象日后絕大部分的戰敗國那樣，領土的損失再所難免。吳國可以保留一個依附于自己的政權(按現在的話就是“偽政權”)，但也不會傻到讓它保存原有的戰爭潛力。越國的疆域被限定在寧紹平原與浙閩丘陵交界之處，錢塘江成為了吳越新的分割線。

換句話說也就是，越國喪失了他們在杭嘉湖平原的縱深，并且不再控制能夠對江東丘陵及杭嘉湖平原構成威脅的“黃山山脈”、“天目山山脈”。按史書的說法就是從一個“千里之國”銳減為一個“百里之國”。而為了進一步控制越國，越王勾踐以及大批越國貴族被留在了吳都為質(在經過數年觀察，感覺越人已經“真心”臣服后，基本上都被放回越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