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年(至正二十八年)朱元璋擊破各路農民起義軍后，在應天府稱帝，國號大明，年號洪武，結束了蒙元在中原的統(tǒng)治。新建的大明王朝，實際上控制的國土面積并不是很大，長城以外是蒙古的兀良哈、韃靼、瓦剌三部，關東是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天山南北是蒙古人建立的察哈臺汗國。長城以內的中原、巴蜀、江南、湖廣等地經過各個朝代的經營開發(fā)，土地肥沃，人口眾多。但地域廣闊的“夷蠻之邦“，地處西南地區(qū)的云貴高原，卻地多雨潦、少牲畜、無蠶桑，人煙稀少。西南地區(qū)被元朝所封的梁王匝剌瓦爾密固守盤踞，朱元璋多次招降，梁王自恃地險路遙，頑固據守。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率領30萬大軍遠征西南，數月明軍平定云南。

局勢得到穩(wěn)定后，朱元璋擔憂大軍撤回后，云南又成孤懸，于是下令數十萬平定梁王的西征軍隊在貴州就地軍屯。昔日人煙稀少的貴州山地，瞬間變成了一個龐大的軍營。幾十萬人的軍隊，供養(yǎng)成了大問題，靠賦稅？靠征調？都不現實。戰(zhàn)爭進行當中，一位大臣向朱元璋建議說：“備邊在足兵，足兵在屯田?！边@一建議深受朱元璋賞識，最終，朱元璋也選擇了讓軍人自己養(yǎng)活自己。

曾經鏗鏘作戰(zhàn)的將士們開始拿起鋤頭，開墾田地。20萬明軍按三比七的比例，三成軍隊駐扎城市，七成軍隊在農村屯耕，有10多萬人加入墾荒的行列。他們一邊開荒種地，軍食自贍;一邊操練軍事，以防戰(zhàn)亂。從貴州腹地的安順向西到曲靖，過昆明、楚雄直至景東，每六十里到一百里，明軍建立一個屯軍寨子，開墾周圍的土地。

昔日的不毛之地，在這些來自江南的農家子弟手里，變成了千里良田。這些屯軍寨子是按軍隊編制分布的，它們分別由六個衛(wèi)來管理，這六個衛(wèi)分布在貴陽和曲靖之間。分別是：威清衛(wèi)(即今天的清鎮(zhèn)市)、平壩衛(wèi)(今天的平壩縣)、普定衛(wèi)(今天的安順市西秀區(qū))、安莊衛(wèi)(今天的鎮(zhèn)寧縣)、安南衛(wèi)(今天的晴隆縣)和普安衛(wèi)(即今天的盤縣)。 這六個衛(wèi)就是今天貴陽以西六個主要城市的雛形。貴州不少城市也都源于當年的屯軍營寨。像今天的黔西縣，就是普定等六衛(wèi)建城之后，明朝政府營建的郭張城 。 當年的屯軍只是朱元璋和征南將領手中的“棋子”，在云貴高原這張偌大的棋盤上，他們根據全局的需要，選擇戰(zhàn)略要害，輕輕一放，無意間造就了今天的屯堡城鎮(zhèn)和村寨，被稱為“調北征南”。

實行軍屯制度后，為了穩(wěn)定軍心、保障固定名額的滿員，使軍士“有親屬相依之勢，有生理相安之心”，不至于逃散、脫籍，大明王朝規(guī)定“正軍”、“軍余”必須攜帶妻室兒女，無妻室的，政府予以婚配。同時，明朝政府推行了“就寬鄉(xiāng)”的移民政策，即鼓勵百姓由經濟比較發(fā)達的地方到經濟滯后的地方，由人口稠密、土地稀少的地區(qū)向地廣人稀的地區(qū)遷移。在“鼓勵”的同時，也強迫大批內地破產的流民和平民遷往貴州。遷入的平民，按照給予的土地，劃分區(qū)域管理，成為“民屯”，也被稱作“調北填南”。

這些移民主要來自江南和中原一帶，根據史書記載，明洪武年間進入貴州的移民在160萬人以上，永樂年間在35萬人以上。另據《安平縣(今平壩縣)志》記載：明洪武年間，設“平壩衛(wèi)”，因“地廣人稀”，由湖廣的長沙等地，實行“三丁抽一”的辦法，發(fā)配到平壩衛(wèi)。偏僻遙遠的貴州就這樣迎來了她歷史上第一次大規(guī)模、有組織的集團移民。這些移民中，一部分是軍屯將士的家眷親屬，一部分是內地的良家子弟。他們的到來，一方面擴大了屯堡人占有的土地和勢力范圍，穩(wěn)定了軍心;另一方面，來自內地的先進文化一下就沖進尚在半原始狀態(tài)的貴州，極大地帶動了貴州的發(fā)展。漢族的比例也第一次超過其他民族，成為貴州人口的主體。

明初，政府只在貴州設立衛(wèi)所。隨著“民屯”的展開，開始設置郡邑，“衛(wèi)所治軍，郡邑治民”。對于鞏固明王朝的統(tǒng)治來說，朱元璋的“調北征南”只是權宜之計，而“調北填南”才是長久之計，是一種更為深謀遠慮的治國安邦的策略。

習慣上，人們把貴州的“軍屯”后裔稱為“調北征南”來的，而把“民屯”的后裔稱為“調北填南”來的?，F在一個簡單的區(qū)分方法就是：凡是叫“屯”的村寨多大是“調北征南”來的軍人后代;凡是叫“堡”的村寨多大是“調北填南”來的平民后代。

人口流動是一種進步現象，改變了“老死不出鄉(xiāng)里”的凝固、封閉狀態(tài)。人是社會發(fā)展的主體，人口過多固然不利于社會發(fā)展，而人口過少則缺乏開發(fā)的力量，移民對“不患無地而患無人”的貴州來說，意義非同尋常。明代移民的主體是“屯民”，他們是穿軍裝和不穿軍裝的農民，開墾土地，發(fā)展農耕，在農業(yè)社會具有決定性作用，促成貴州歷史上的第一次開發(fā)。移民把中原、江南等地長期積累起來的農耕技術帶到了貴州，逐步改變了貴州“刀耕火種”的粗放耕作，農業(yè)生產在“漸比中州”的更高層次上得到發(fā)展。

大規(guī)模的移民，實際上是以人為載體的“文化大搬遷”，將農耕技術、工藝制造、中原式建筑、生活方式、風俗習慣、佛教道教、儒學教育、文學藝術等整個漢文化體系完整地移植到貴州這塊土地上，從而改變貴州的文化面貌。

貴州文化的興起，與明代教育有很大關系，辦起了衛(wèi)學、府州縣學、宣慰司學、書院、社學、私塾，朝廷還在貴州開科取士，貴州人有機會參加全國的人才選拔，人才聯袂而起。別的不說，唐詩、宋詞中沒有一個貴州人，而明代有貴州“開省以來人物之冠”的孫應鰲，有以“詩書畫三絕”名噪江南的楊龍友，有被譽為“天末才子”的謝三秀，有詩壇對貴州刮目相看的吳中蕃……，

貴州建筑的經典之作，不少是明代的，如有貴陽的甲秀樓、文昌閣，遵義的海龍囤，安順的文廟，平壩的天臺山伍龍寺，福泉的古城、葛鏡橋等等。

文|夜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