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6日粟裕在給陳毅、饒漱石、賴傳珠的一封電報中，講了“忠義救國軍”和新四軍發生摩擦的事件，粟裕在電報中說，“忠救”二個支隊約二千余人，于一月利用偽軍關系北渡犯我地區，竄入靖江地區，我曾派隊進擊，因其靠近敵偽據點，我未能奏效，最近我想集中主力殲滅之，但敵向我反復“掃蕩”，計劃又延時間，近又以二個團進擊宣家堡偽軍，而“忠救”公開出擊增援，其政治上完全破產。由于此，敵寇知偽頑關系遂派隊“掃蕩”“忠救”，將支隊長汪浩然俘去。

在這封電報中，我們看到幾個非常關鍵的信息，忠義救國軍曾經和偽軍聯手，進攻新四軍控制地區，在新四軍進攻偽軍時，忠義救國軍曾經公開出動增援，此外由于忠義救國軍對偽軍施以援手，從而引起了日軍對偽軍的懷疑，并且派出了軍隊進擊忠義救國軍，聯合偽軍和偽軍做交易，這個政策的始作俑者是戴笠，1943年春天，戴笠從重慶到皖南的“忠義救國軍”總部視察，他召集營以上干部開會時，公開闡述過這個生存政策，戴笠說部隊在淪陷區活動，必須抓住一切機會利用偽軍，否則部隊就陷于敵偽匪三面環伺之下，我們就只有挨打，我們要控制淪陷區，如果不利用這些偽軍的力量，這些力量就必然被別人抓去，依照戴笠的指示，忠義救國軍對淪陷區的偽軍做了大量的工作，不少偽軍也因此成為埋藏在日軍陣營里的“內應”，據不少當事人回憶，忠義救國軍的人進出淪陷區，經常由偽軍掩護接送，一些偽軍部隊甚至利用小汽輪掛上清鄉大隊的旗幟，接送忠義救國軍的官員，以及接運彈藥等軍需物品，而當時忠義救國軍指揮所和一、四兩團中的不少官員都隨身攜帶有“清鄉大隊”的身份證。

當時所謂“清鄉委員會”和“清鄉大隊”之類的偽組織呢，是最吃香的機構，連日本人都讓他們三分，因此這些帶著“清鄉大隊”身份證的忠義救國軍的官員，進出各地采辦物資都是通行無阻，無人敢擋，此外偽軍也經常給忠義救國軍通風報信，報告日軍的動向，以利忠義救國軍的作戰之需，不過在這樣畸形的合作中，也出了一些極端的例子，這就是忠義救國軍不但利用偽軍來打擊日軍，同時也利用偽軍和日軍來打擊中共的軍隊，忠義救國軍第一團的團長郭墨濤由于吃了新四軍的虧，就曾經聯合日偽軍準備偷襲新四軍，最后鬧的第一團的士兵們非常不滿，紛紛表示，自己是要打鬼子，而不是要當漢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