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綏軍，一段落滿塵埃的陳舊記憶，一個讓年青人倍感陌生的歷史名詞，這支縱橫闔捭近半個世紀的地方軍事集團，開端于1911年10月辛亥革命中的太原起義，終結于1949年 4月太原戰役的隆隆炮聲。

晉綏軍之“晉”，指的是山西，晉綏軍之“綏”，指的是當時的綏遠省。早在清代，綏遠道做為山西四道之一隸屬于山西，民國初年，袁世凱出于自身利益的權衡而實行了“晉綏分治”。1926年，閻錫山在與馮玉祥國民軍的戰爭中獲勝，取得綏遠的合法控制權。從此，晉軍被稱為晉綏軍，晉綏軍高級將商震、徐永昌、傅作義先后兼任過綏遠最高行政長官。抗日戰爭時期，綏遠與山西被日軍物理分隔，綏遠被劃歸第八戰區，此后直至新中國建立之前，綏遠由接受中央任命的原晉綏軍將領傅作義、董其武控制。

晉綏軍的歷史貫穿了民國的大陸歲月，對當時的政治和軍事形勢都產生過舉足輕重的影響。巔峰時代，經過四次擴軍的晉綏軍一度擁有二十五萬人的規模，成為閻錫山發起“中原大戰”、挑戰蔣介石權威的資本。顯著的地域性是晉綏軍最重要的特征，山西百姓，是他們的衣食父母;三晉子弟，是這支軍隊的主要兵源;保境安民，是他們義不容辭的職責。無論盛衰強弱，晉綏軍的根始終在山西。草創之初，軍閥環伺，強敵覬覦，晉綏軍先后擊退了馮玉祥的國民軍、樊鐘秀的建國豫軍以及張作霖的奉軍等軍閥的進攻，牢牢掌控著山西這塊根據地;鼎盛之時，晉綏軍坐擁晉冀察綏四省和京津兩市，但他們的大本營始終沒有離開過山西;民族危亡的之機，山西大部淪陷，晉綏軍“寧在山西犧牲，不到它鄉流亡”，始終戰斗在表里山河。

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軍進攻勢頭正盛，在平張地區擊潰西北軍宋哲元部29軍后，于8月14日組成“察哈爾派遣兵團”以東條英機中將為統率，兵鋒直指晉綏地區。閻錫山抱病飛抵南京參加國民政府組織的南京軍事會議。

8月16日，國民政府下達國家總動員令，布置全面對日作戰，閻錫山被任命為第二戰區司令長官，指揮晉、綏、察三省所有部隊，在此區域內的中國軍隊共編為六、七、十八三個集團軍。楊愛源任第六集團軍總司令，孫楚任副司令;轄第三十三軍、軍長孫楚，副軍長周原鍵。下轄第七十三師、獨立第三旅、獨立第四旅、獨立第八旅、第三十四軍、軍長李楊澄源，副軍長傅存懷。下轄第七十一師、第一九六旅、第二0三旅。傅作義任第七集團軍總司令，劉汝明任副司令，下轄第十三軍軍長湯恩伯、第十七軍軍長高桂滋、第十九軍軍長王靖國、第六十一軍軍長李服膺、第三十五軍軍長傅作義(兼)，以及察哈爾省主席劉汝明的第六十七軍。而閻錫山就靠著這支部隊支撐著山西持久抗戰，山西也成為國軍在華北最后的根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