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既是中國人民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的日子，也是紀念甲午海戰不忘國恥120周年的日子。與其說甲午海戰的失敗是中日兩國綜合實力之爭的結果，不如說是中國封建社會遭遇世界現代文明的必然結果。與其說八年抗戰的勝利是中日兩國正義與非正義之爭的結果，不如說是中國新民主主義戰勝舊民主主義的必然結果。甲午海戰讓中國發現了外來危機，屬于發展差距問題；八年抗戰讓中國發現了內部危機，屬于發展道路問題。

陜西在甲午海戰時期，離沿海地區的前線很遠，離外部世界的文明也很遠，唯一可稱道的就是堅守著中華傳統文明的精神血脈。而日本對陜西并不陌生，甚至還很崇拜，因為早在隋唐時期日本就大量選派遣唐使和遣唐僧來到長安，向華人學習文字、詩歌、茶道、工藝等各種優秀文化。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以陜西為中心的唐文化代表著中國的實力。

陜西在八年抗戰時期，依然捍衛著自己的歷史地位，依然用黃土高原的農耕文明精神對抗邪惡軸心的軍國主義精神，讓日本侵略者一步未踏進潼關。在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際，國共兩黨能夠捐棄前嫌，精誠合作，共御外侮，同仇敵愾，這與陜西的貢獻是分不開的。陜西在抗戰時期主要有三大貢獻：1.楊虎城將軍領導的西北軍在西安事變中作出的貢獻——建立抗戰聯盟；2.孫蔚如將軍率領的第四集團軍在中條山保衛戰中作出的貢獻——力搓日寇精銳；3.西北局在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中作出的貢獻——保衛紅色根據地。

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建立全國抗戰聯盟的文化意義

西安在中國歷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它不僅是十三朝古都，而且是事關國家治亂興衰的政治樞紐。周秦漢唐的鼎盛期都是因為選擇了該地區，周秦漢唐的轉折期也因為拋離了該地區；紅軍長征的終點是陜西，抗日戰爭的轉折點在西安，解放戰爭的轉折點在延安。這些歷史現象耐人尋思，應該跟陜西的地理位置相關，或者說該地區具有力挽狂瀾、拯救危機的地緣政治特色。西安事變從表面上看是西北軍與東北軍發動的，實際上是國共兩黨面對共同強敵的一次政治結盟。具體地看，東北軍抗日是因為失去東北三省之痛，西北軍抗日是因為以天下為己任。陜西文化具有強烈的全局意識，它往往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機時刻，自覺地承擔起歷史責任和民族責任。西安事變集中體現了陜西人的這種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