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大族和士族，都不是確定而不可移易的名稱，史籍中所使用的稱謂本來非常混亂，論者鉤稽，竟得二十余種之多。本書選用這兩個名稱，一是為了求得用詞的一致，一是由于這兩個名稱反映現實比較準確。東漢著名的宗族，特點是“世”和“大”，即世代承籍和聚族而居。他們在地方有實力，不論是居官或不居官，社會影響都比較強大。但是，居官者即令是累世公卿，在朝廷也不一定有很大的實權。而魏晉士族，其特點是世居顯位。士者仕也。[1]只要他們權勢在手，濡染玄風，而又慎擇交游，取得名士[2]地位，就算士族。反過來說，士族身分又可以鞏固權位。當然，士族權位的輕重也因時而異，在魏和西晉，士族還得依附于皇權，而東晉居高位的士族，其權勢甚至得以平行或超越于皇權之上。

世家大族和士族，我們以漢魏之際作為分界線。世家大族的發展處在一個相對和平安靜時期，他們崇尚儒學，沿著察舉、徵辟道路入仕，罷官則回籍教授。至于士族，則或以亂世經營而得上升，或預易代政爭而趨隆盛。他們一般以玄風標榜，沿著九品官人之法出仕。當然，這也只是大體言之，并非每個宗族的發跡都如此整齊劃一。

就魏晉士族而言，他們在兩晉之際，在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之中和以后，又出現了一次大分化。他們有的死守北方舊居，有的播遷江左。大體說來，真正根深抵固、族大宗強的士族，特別是舊族門戶，往往不肯輕易南行，例如范陽盧氏、博陵崔氏、弘農楊氏等等。甚至于與司馬睿關系甚深的河東裴氏，都寧愿留在北方，甘冒風險。也有少數例外，如潁川荀氏，荀藩、荀組兄弟于洛陽陷后先后以西晉行臺居密。荀組見逼于石勒，不得不自許昌東行過江。

同時還可以看到，決心過江的士族，就其多數而言，都是八王之亂后期東海王越與成都王穎對峙時屬于東海王越陣營的名士。可以說越府聚集的名士，構成了以后江左門閥士族的基礎。這些名士，深知江左的瑯邪王睿與中朝的東海王越有著極為密切的淵源關系，他們估計過江后在建康朝廷立足是有保障的。而東海王越由于王國地境所在和活動范圍所及的原因，所團聚的士族名士大抵為黃河以南諸州人，而且多為新出的門戶子弟，所以江左用事臣僚也多籍隸青、徐、兗、豫諸州。

史家認為永嘉以來籍隸黃河以南的諸士族以路近而多南奔，籍隸黃河以北的諸士族則否。這是一個合理的解釋。但是南奔者一般都是在倥傯之際，自洛陽而非自本籍啟程，而許多河北士族居官洛陽，南來亦非不可，但他們寧愿北歸故里而不南行。所以只以士族本貫與建康道里遠近一端來解釋士族是否南行，而不考慮他們在歷史上與司馬越、司馬睿的政治關系，似乎還是未達一間。

永嘉亂后留在北方(主要在黃河以北)的士族舊門，歷十六國和北朝，與南遷士族相比，維持著比較保守的門風。《顏氏家訓》所載北方士族鄙側出，尚節儉，婦女持門戶，重女紅(分見《后娶》篇、《治家》篇)等，都是證明。他們也較多地保持著東漢世家大族的特點，一般地以儒學傳家而不重玄學，聚族而居而不輕易舉家遷徙。他們既是子孫相襲，歷仕胡族政權，又與胡族政權保持著或隱或顯的民族的和文化的隔閡。他們揚名顯世或者不如南渡士族，但歷數百年不離根本之地，其基礎越來越鞏固，與移植江外的士族難于固本者大為不同。所以他們的宗族大抵不因胡族政權頻繁易手而驟衰，一直到隋唐時期還保存著固有的勢力。不過，際遇不同，人物有別，也有些留在北方的士族，在此期間從歷史上消失了。

兩晉之際南渡的士族，即江左的僑姓士族，他們南來前夕多數在北方還沒有發展到根深抵固枝繁葉茂的地步，可賴以雄據一方的宗族勢力還不強大，可溯的世系還不長久。南來以后，他們才得以乘時應世，逐漸尊顯起來。他們南渡，一般說來所偕者止于父母兄弟輩近親。間有群體較大者，疏宗鄉黨，佃客部曲，絡繹于途。這種較強大的群體構成一個個流民群，向南移動，往往為司馬睿所忌，被阻止于江淮以北，不得至于建康。僑姓士族既然沒有北方士族那樣的強大宗族和土著根基，更得直接憑借權要地位求田問舍，企圖盡快地重建家園，以維系其家族地位于不墜，所以江左草創伊始，僑姓士族就陸續進行占山護澤的競逐。如果時運不濟，無所樹立，只有過貧窮的生活了。

僑姓士族的門戶地位既然不是特別穩定，所以一旦政局變化，他們就可能受到大的影響，就會有些士族升起，有些士族沉淪。侯景之難，如顏之推《觀我生賦》自注所說：“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故江東有《百譜》(《百家譜》)。至是，在都者覆滅略盡”云。周師入江陵，僑居江陵的士族又悉數驅迫北行。江左入隋，政局又一大變，昔日繁華競逐的江左僑姓士族，幾乎全部寂然無聞，只留下聳立的石頭城和建康殘跡，供后世的文士們千古憑高，謾嗟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