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繁榮強盛的大朝代，經濟的發展與規模有長足的發展。隋朝末年因為戰亂的關系產生大量無主地，使得均田制可以持續推行，對于穩定農業有很大的幫助。而自孫吳、東晉等六朝發展的江南經濟持續提升，已經顯出超越黃河流域的趨勢。而唐朝掌握南北經濟使得經濟十分強盛。甚至在安史之亂后，雖然華北殘破不堪，但唐朝政府還可以依賴江南的經濟而持續復蘇。自隋唐開始，中國經濟進入了更高的發展階段。

初期，社會經濟以自然經濟為主，商品經濟處于復蘇階段，水平很低。在這種情況下，錢帛兼行的貨幣制度較好地適應了小額商品交易的需要。但隨著貞觀末期，尤其是唐高宗、武后及唐玄宗時期商品經濟的繼續發展，錢帛兼行的貨幣制度逐漸暴露出其落后的一面。首先表現在絹帛作為貨幣因體大物重、不便分割、難于運輸儲藏等缺點開始不受市場歡迎，絹帛作為貨幣的職能趨于衰退，商品交易趨向喜歡使用更高一級的銅錢作仲介，提出了增加流通中銅錢投放量的要求，然而唐王朝的官營鑄幣不能滿足這種要求，于是造成了流通中銅錢短缺的日益加劇，又進而引發了嚴重的銅錢的私鑄和濫鑄，造成了物價波動、貨幣流通不穩定以及經濟發展的混亂，對國家財政制度造成威脅。

唐政府不斷出臺嚴厲打擊私鑄和濫鑄等的法令，并禁斷使用惡錢，但是由于銅錢供應量嚴重短缺，幣值不斷上升堅挺，私鑄和濫鑄有暴利可圖，所以成效并不理想。

唐代，海外貿易開始興盛，中國沿岸的交州、廣州、泉州、明州(今浙江寧波)、揚州等城市，因與蕃舶互動頻繁，如雨后春筍般興盛起來，成為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為因應海上貿易的新形勢，唐代還特別設置“市舶司”，用來管理蕃舶的進出以及征稅事由。海外貿易的數量，自此不斷成長。

唐代的城市商品經濟處于成長的胚芽時期。長安、洛陽、蘇州、揚州、成都、廣州等都是一定地域內的商業中心。唐朝國內交通在當時世界上是十分發達的。陸路交通以長安為中心，道路遍布全國。水路交通則是以洛陽為中心的南北大運河為主。全國共有驛站一千四百六十三所。其中陸驛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驛一百六十六所。唐朝中期，南方手工業大幅進步，特別是絲織業、造紙業和造船業民間普及飼養桑蠶，開辟用竹造紙，制造人力腳踏輪船。越州越窯燒制出的秘色瓷是唐朝后期南方陶瓷業的杰出代表。

農業

唐朝農業生產工具又有新的進步。曲轅犁就出現在唐朝。還出現了新的灌溉工具水車和筒車。唐朝前期，僅見于記載的重要水利工程就高達一百六十多項。其中著名的如玉梁渠、絳巖湖、鏡湖等。天寶年間，唐朝耕地面積達到八百五十萬頃。糧食產量也有提高。天寶八年，官倉存糧達九千六百萬石。長安洛陽米價最低時每斗僅十三文，青州、齊州每斗僅五文。唐朝后期，由于人口南移加上土地開墾及大修水利，南方的糧食產量大幅增加。

手工業

唐朝手工業分官營和私營兩種。工部是主管官營手工業的最重要部門，直接管理的機構有少府監、將作監、軍器監。少府監主管精致手工藝品;將作監主管土木工程的興建;軍器監負責兵器的建造。監下設署、署下設作坊。此外還有鑄錢監和冶監等。官營手工業的產品一般不對外銷售，只供皇室和衙門消費。工人則分為工匠、刑徒、官奴婢、官戶、雜戶等。私營手工業較官營手工業比不發達。唐朝前期主要手工業有紡織業、陶瓷業和礦冶業。唐后期，南方手工業大幅進步，特別是絲織業、造船業、造紙業和制茶業。

唐朝手工業比前朝有很大的進步，商業也比前朝發達。手工業進步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著有益的作用，商業的發達刺激著手工業進步，也加強著各地區的經濟聯系。

賦稅收入

唐朝中期，公元780年實行兩稅法，當年稅錢1089萬八千余緡，谷215萬七千余石。821-824年年均稅收3515.1228萬貫、石，唐后期853年稅收下降到925萬余緡，其中鹽利達278萬余。隨著唐朝對鹽商壓迫加劇，直接引發了黃巢起義。

貨幣

唐王朝建立后，迅速出臺了自己的鑄幣政策。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積十文重一兩，一千文重六斤四兩”。確立了國家鑄幣的法幣地位。同時，又繼承魏晉南北朝時期以絹帛為貨幣的傳統，實行了“錢帛兼行”的貨幣制度——錢即銅錢，帛則是絲織物的總稱，包括錦、繡、綾、羅、絹、絁、綺、縑、紬等，實際上是一種以實物貨幣和金屬貨幣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貨幣制度。

唐政府不斷出臺嚴厲打擊私鑄和濫鑄等的法令，并禁斷使用惡錢，但是由于銅錢供應量嚴重短缺，幣值不斷上升堅挺，私鑄和濫鑄有暴利可圖，所以成效并不理想。兩稅法實行以后社會發展中長期存在的一大矛盾，突出表現為錢重物輕即所謂“錢荒”問題的不斷惡化。

唐代大城市中出現了柜枋和飛錢。柜枋經營錢物寄付，在柜枋存錢的客戶可以憑書貼(類似于支票)寄付錢財。這些都說明了商業在唐朝中期的繁榮。唐末，因為黃巢之亂和藩鎮戰爭，戶數銳減，社會經濟規模再也未能達到開元盛世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