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時期的特殊法律制度
如果可以由我選去哪個朝代當官，我想來想去，還是選魏晉南北朝。按理說，宋朝是最好的，宋朝最優待文官，但是，在宋朝不能犯事。狀元郎陳世美當上了皇帝的乘龍快婿，包公說鍘了也就鍘了；一代文才蘇軾，投放到牢房里弄得死去活來；還有如“夕貶潮陽路八千”的事情，簡直像炒一碟小菜。其他朝代看來也不錯，但是，屁股常常挨板子，皮開肉綻，血肉模糊，可不是好玩的。魏晉南北朝當然也不是很完美，比如戰亂時期多于安穩日子，但是當官還是蠻好的，再戰亂，當官的首先還是有保障的。單就官員犯事后得到的處分，你就會真切地感覺到：這時期皇恩浩蕩啊。
按照經濟學家厲以寧先生的幸福感定義：沒有廣大群眾的窮苦就不能體現少數精英的幸福。在魏晉南北朝，恰如斯言啊。在這時節，王法對下里巴人犯罪是實行“零容忍”的，其立案標準可不是2000元，而是兩把稻草的。南朝齊孔秀之當吳縣縣長，縣里有個10歲頑童偷割了鄰居田里的一把稻谷，吳縣長特別“震怒”，是可忍孰不可忍！立刻簽單拿人，有人勸曰：懵懂小兒，當以寬大為懷啊！王縣長就訓了此人一頓：“十歲便能為盜，長大何所不為？”“咔嚓”，把這“小蟊賊”給殺了；北魏李洪之當秦、益兩州刺史，到任即宣布一條“禁令”：凡帶刀行者與搶劫同罪。行人帶刀就是起了殺心，起了殺心就該殺頭，“咔嚓”，“咔嚓”，“咔嚓”，一殺就是三四百，據說這里“治安狀況”特別好了，從此“路不拾遺，郡無劫盜”。“零容忍”還真是“成效顯著”。
有對比度才有幸福感。在魏晉南北朝，當上了官，那么就從此進入了“自由王國”，只要你守住了“不反皇帝”的底線，那么，你愛干什么你就可以干什么。“違紀”的事情干了，一點事也沒有，“犯法”的事情干了呢，也沒什么事情。即使犯了前朝與后代規定的“死罪”，只要你能夠堅持“絕食三天”，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有好處全得，有壞事全無，這樣當官的“好”時代，哪里有？
譬如吧，暴政的秦始皇發明了“連坐”法，一人犯事，不但全家遭殃，而且全村也得遭殃的。這個連坐法的條文里，沒有規定村里的世族該連坐，也沒有規定不該連坐。在往朝，那都是“有福不同享，有罪即同當”的，到了這時期，世族長期都是超然于法律之外，不在其律之中。據說這個問題曾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劉宋朝“高層”因此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廣泛“調研與研究”，最后的結論是：世族犯事，庶民必須連坐，而庶民犯法，世族可以不連坐。如犯罪非常嚴重，那么士大夫可以讓奴婢去頂。奴婢大都是士大夫的通房丫頭，應該說是他們的“副職夫人”。犯了事情，一把手超然，讓二把手三把手把責任擔當起來，以示負責，表明了“以法治國”的姿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