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時期的男女著裝佩飾有些“陰陽顛倒”。女子常著男人裝，而男子則“為婦人之飾”，尤其是上層社會的一些名流，過分注重其儀容的修飾與化妝，用面脂、唇膏、簪花等女用化妝品粉頭飾面，一度成為一種時尚。身為男子卻愛化女性妝、佩女性飾，筆者權且稱其為“人妖妝”。“人妖妝”無疑是隋唐五代的一種畸形審美情趣。

從史書上我們不難發現，隋唐五代時期的男子中多“小白臉”。武則天的男寵張易之、張昌宗兄弟便是典型的“小白臉”。《舊唐書》上說張氏兄弟是“傅粉施朱，衣錦繡服”，那張昌宗更是被美譽為“人言六郎(張昌宗排行老六)面似桃花，再思以為蓮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蓮花也。”

男子弄得油頭粉面，扮裝得像一個現代“人妖”，大概跟武則天、太平公主等大唐權貴婦人喜好“小白臉”有很大關系。武則天挑選陪侍美少男的標準就是“潔白美須眉”。“傅粉施朱”的張昌宗既然上層權貴婦人喜歡“小白臉”，朝野上下就競相仿效之，男子做美容、化女妝，裝飾打扮標新立異，日漸成為一大時髦。

《新唐書》記載唐朝末年的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矜嚴盛飾”，不僅相貌雄奇、性情嚴謹，還喜歡修飾外表，每當他梳洗時，便命侍者前后置放兩面大鏡子自照。唐懿宗時代的詩人李山甫姿容秀美，頭發長達五尺余，每次沐浴后便讓二婢女把長發“捧金盤承而梳之”，遇到有客人造訪時，常常會將其誤認作女子。

唐代小說家沈既濟最早借“狐仙”擬人的《任氏傳》一書中，描寫了一個風流才子韋崟，這韋崟打探到朋友新近物色到一位絕色美女(實為狐仙)，“遽命汲水澡頸，巾首膏唇而往。”從中可知在當時男子使用唇膏是件很平常的事兒。當然，韋崟之類的風流男子也慣于“傅粉施朱”，打點粉底再抹面脂，在武則天時期的男子中已經流行。

曾任唐朝宰相的路巖善于修飾，曾經成為時尚男子仿效的對象。路巖裹的幞頭(包頭的軟巾)式樣很美，很快就風靡一時。為標新立異，路巖就剪掉了幞頭紗巾的腳。于是知情者在街巷遇見仿效路巖原幞頭四處炫耀的，便會譏笑道：“路侍中(路巖曾任侍中，即宰相)早已不戴這式樣了。”隋唐五代時期的時尚男子還流行“以香薰衣”。用香薰衣之俗，大抵始于漢代，至唐朝已經十分盛行。《舊唐書》上說曾任太平節度使的柳仲郢“以禮法自矜”，“廄無名馬，衣不薰香”。官吏不“以香薰衣”被史書上作為“以禮法自矜”的例證之一，可見當時男子薰香風氣的盛行。

這一時期的男子還流行戴簪花。簪花本是古代女子將花朵插戴在發髻或冠帽上的一種裝飾美化，其花或鮮花，或羅帛等所制。在唐代的繪畫作品中有不少婦女戴簪花的形象，如《簪花仕女圖》等。但最晚在唐玄宗時便有男子簪花的記載。玄宗時期的汝陽王小名花奴，他曾為玄宗敲擊羯鼓，玄宗聽得欣喜便親摘紅槿花一朵置于帽上。又一次玄宗與曾任中書舍人的唐代文學家蘇颋等郊游，蘇颋即興作詩，玄宗認為是美文，就將“御花”(玄宗自己頭上所戴)插在蘇颋的頭巾之上。由此可知，當時至少在宮廷中已經流行男子簪花。

男子簪花風俗，還能從這一時期的不少詩作中得到印證。杜牧便有詩曰“塵世難適開笑口，菊花須插滿頭歸。”這菊花是插在男子頭上的。大約自五代起，男子簪花已經開始流行，至五代后期更是蔚然成風，乃至成為官方禮儀制度的一部分。后梁開平年間，有個叫李夢符男子，“潔白美秀如玉人”，四時常插花遍歷城中酒肆，高歌狂飲，還作詩稱“插花飲酒無妨事，樵唱漁歌不礙時”。

后唐人霍定每逢春游曲江時，即花重金雇員偷采貴族宅院中的名貴蘭花“插帽”。閩主王延羲在遇害的當天，還在頭上插了幾朵花，從宮殿出來時，門簾三次拂落簪花，他“整花上馬”，卻遭侍衛殺害。當然，這些都是那些士大夫和所謂的風流才子所能干的事了。隋唐男子的品味可能非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