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干部的官帽子，自古以來都是皇帝給戴上的。皇帝能給你戴上，讓你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更能給你摘掉，讓你忽喇喇大廈傾，白茫茫大地真干凈。

由此，對上不對下成為官員的從政習性，也就成為可以理解的必然，畢竟飯碗在人家手里端著，小命在人家手里捏著。對皇帝忠貞不渝、忠心不貳是保住頭上頂戴花翎，進而步步高升的不二法門。

表達忠誠的最佳時機，就是在皇帝處于危難之際，拔刀相助，該出手時就出手，挽狂瀾于既倒，救皇帝于困境。

可卞敦偏偏就不是這樣的人。

東晉成帝咸和二年到咸和四年，即公元327到329年間，駐守長江以北，作為東晉抵御北方少數民族南下第一線守備力量的蘇峻、祖約，突然將刀把子轉向對內，攻進首都建康即今天南京，要和成帝說道說道被陷害被逼反的委屈。

北有蠻夷欺凌，內有肘腋之患，華夏不絕如縷。國事亂成如此，總要有人出來收拾。這時朝廷的擎天之柱陶侃、溫嶠連發英雄帖，要求各地組建平叛軍，“移檄征、鎮，使各引兵入援”，有錢的幫個錢場，有人的出個人場，大家伙同去南京，剁掉蘇峻那小子，勤王救駕！

帖子一到，各路諸侯都紛紛起兵，匯集南京去救皇帝，畢竟東晉王朝再爛，此時也是唯一的神州正朔之所在，是北方淪陷區漢人抵抗軍的精神支柱。如果自己把自己給玩死了，那華夏真的就跌入萬劫不復之深淵了。

可湘州(今天湖南一帶)刺史卞敦，仿佛變身鐵公雞，一聲不吭，一毛不拔。不但不發精兵，而且連糧草都不幫襯幫襯，僅僅派個低級軍官，帶著幾百老弱病殘跟隨者勤王軍去南京看熱鬧，“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遣都護將收百人隨大軍而已”。

皇帝考察官員，群臣觀察同僚，最重要的就在看你在急難險重的任務面前，能不能有所擔當，能不能分君之憂，赴國之難。能力有限是一回事，關鍵是態度問題。

卞敦以如此態度對待皇帝的生死存亡、朝廷的安危禍福，自然引起輿論大嘩，“朝野莫不怪嘆”，這老小子老年癡呆了吧，這可是表忠心、獻殷勤的絕好時候，錯過這村就沒這店了。

蘇峻之亂平定后，皇帝論功行賞，自然要弘揚見義勇為、勤王救駕的大義正氣，打擊見死不救、作壁上觀的歪風邪氣，卞敦很自然的被拋了出來。

勤王軍總舵主陶侃彈劾蘇峻坐觀成敗，不赴國難，這樣的干部是不能再用了，必須拔掉頂戴花翎，交付中央紀律檢查機關嚴辦。

但出乎陶侃意料的是，他的意見竟然沒有被采納。朝廷的老一輩革命家、社團和朝廷的締造者、三朝元老王導發話了：現在局勢剛剛穩定下來，大亂之后，應當以慈悲為懷，寬大為念，“喪亂之后，宜加寬宥”，卞敦的事就不要盯著不放了，撤職查辦是沒有必要的，給他挪個窩吧，“轉敦安南將軍、廣州刺史”。

能有這個結果，卞家祖墳肯定是冒青煙了。可卞敦這時卻和朝廷耍起了脾氣，爺有病，爺身體不舒服，爺去不了廣州那不毛之地，“病不赴”。

確實，當年的廣州還不是一線城市，頂多算四五線小城鎮。

按說卞敦如此對抗朝廷，不服處理結果，腦袋上早就該有碗大的疤了。可朝廷仍然是對其關照有加，調到中央當了個不大不小的京官。盡管后來卞敦深刻反省，為當年的所作所為悔恨不已，以致“憂愧而卒”，但還是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評價，謚號為干革命夙夜在公、辦事情合法合規的“敬”，史稱“卞敬公”。

對皇帝見死不救的卞敦，能得到這個處理結果，王導的意見顯然起了主導作用。但王導和卞敦并沒有太深的私交，只是此人的行政風格就是如此：你好我好大家好，凡事沒必要太認真，大家活在當下、偏安江南即可。

東晉朝廷綱紀混亂，網大可吞舟，與此不無關系，卞敦只是個縮影。幸好在北方淪陷區，華夏民族的健康力量逐步成長起來，最終恢復漢人江山，一統江南，神州國運就此扭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