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國的商業繁榮，并不足以與其征稅水平相提并論，就像以帝國財政收入來衡量其經濟發展，未必能達致完全的對應。

這個帝國的創始人對安全的極度憂慮，決定了未來三百年的財政困局：始作俑者趙匡胤無法再回人世，否則重新檢討當初的制度設計，定當后悔不已。

作為武將出身的趙匡胤安全感很低，大致是源于其早年經歷的社會動蕩不安，軍事叛變、士卒暴動、官僚集團在不同的勢力之間倒來倒去——總之，趙希望用一套新的制度來徹底解決那些事件對他產生的心理不快。對于軍隊以及文官集團的建設，必須符合一條原則，即保證皇室對帝國的絕對控制。為實現這個政治使命，大宋帝國將不惜一切代價。

對于軍隊建設，多年來，帝國已形成一套治理模式：將失去土地的流民、社會輕微犯罪分子都招募進軍隊。

“或募饑民以補本城，或以有罪配隸給役。取之雖非一途，而伉健者遷禁衛，短弱者為廂軍，制以隊伍，束以法令。當其無事時，雖無爵賞衣廩之費，一有征討，則以之力戰斗，給漕輓，而天下獷悍失職之徒，皆為良民之衛矣”。(《宋史兵志》)

考察這種治理模式，軍隊建設某種程度上還承擔了財政轉移支付的責任。歷代應對饑民現象，或采取賑災措施，或采取抑制土地兼并、積極的勸農政策，從來還沒有像大宋帝國那樣，一股腦地將流民納入財政包攬編管的范疇。

而文官制度的設計，更體現了趙宋皇室對大臣權利尾大不掉的警惕。宋太祖定下的“官、職、差”三權分離的游戲規則，足以說明其機杼周密的匠心獨具：做官的沒有職權，有職權的不見得是官，只有皇帝差遣你去做某件事，你才算是真正職、權歸一的朝廷干員——在這樣的體系下，一個崗位至少對應三個人，機構不膨脹才怪。

另一個嚴重制約大宋帝國根基的癥結是，這個帝國的疆域之小，令人尷尬。到南宋以后，北方領土落入金人之手，帝國的河山更是變得殘破不全。不過雖然如此，人口基數比起以往帝國，基本上沒有多大的損失，人均耕地的大幅度下降雖然嚴重限制了帝國的農業產出，好在軍隊基本容納了大多數失地的農民——另有一部分，則進入城市，從事商業活動。這或許正是后世認為大宋帝國不怎么歧視工商的證據之一。

但大宋帝國的商業繁榮，并不足以與其征稅水平相提并論，就像以帝國財政收入來衡量其經濟發展，未必能達致完全的對應。

帝國龐大的財政收入中，商稅其實并非大頭，而農業兩稅則一直占據著重要地位。宋徽宗時期，權臣蔡京匯報工作說，皇上您的收入都來自兩稅。熙寧十年兩稅為五千七百萬貫。而商稅在宋初只有四五百萬貫，北宋中期以后保持在一千萬貫上下，最高時也僅僅接近兩千萬貫。

但這里的商稅僅指民間商業。國家直接經辦的“官商”可就大不同于反響了。

專賣是兩宋官辦商業主要的創收工具，尤其是鹽的專賣，北宋末年達到四千萬貫;鹽以外茶葉和酒的專賣同樣獲利甚豐，南宋時期都在一千萬貫上下。另一個比較大的品種是雜稅，尤以南宋為最：紹興三十年，光“經總制錢”就有二千萬貫。

民間商業提供的稅收雖然不多，但對民間財富的積累、民間商業資本的積聚顯然是有好處的。當然，在那個時代，民間商人集團的興起，一般并不可能改變或改善周邊龐大的農民階層的地位和命運。

宋朝沿用唐朝時期創制的兩稅制，即把田租、戶稅、力役都合并到田租一項里面，分夏秋兩季征收，兩稅之外不得另征。換言之，百姓已經為各種設施建設交了稅，政府要興建各種工程，自應該出錢去雇傭百姓，不得再行征發百姓做無償勞動。但宋朝的兩稅制的區別在于，兩稅之外戶稅和徭役是照樣征收的，而官方給出的解釋是：兩稅制是田租。

于是百姓雖然已經交過免役錢了，但還是得為官府服勞役，甚至因為不堪“差役法”的摧殘而招致眾多家庭破產。王安石變法，廢除“差役法”、行“免役法”，依其本義言，堪稱一大德政。以致后來舊黨司馬光上臺，全盤推翻新法，在廢除免役法的問題上，也招來同為舊黨陣營的蘇軾的不滿和批評。

反正老百姓是冤大頭，沒得選擇，官府想怎么糊弄就怎么糊弄，雖然明明已經交過一次的免役錢，現在卻不得不再交一次錢以求免役，能達到這一點已經是求之不得。帝國官吏的無窮創造力再一次得到表現。糧食入官倉后，可能被老鼠偷吃，這個損耗得讓老百姓補交，即所謂“鼠雀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