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北宋晚期政治史的演變過程？

本書所述的歷史過程，始于宋神宗熙豐法度的罷廢，故如果將北宋晚期視為“后變革時代”，大概沒有太大的問題。但“后變革”絕不等于政治變革的停頓，因為司馬光、哲宗本人、徽宗與蔡京，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將政治變革不斷推進。

然而，在這個推進的過程中，許多原初的理想發生了巨大的變異。熙豐變法的總要求是建立一種理想的秩序，即所謂“立政造令，悉法先王”，這大概是學界的共識。

這種理想政治的內涵還可以進一步分解，比如說針對士大夫群體的“一道德同風俗”，即思想統一;針對君主的“致君堯舜”，即圣人之君;就政治統治成效而言，則是“豐亨豫大”，即三代之治或圣人之治。

但是，如正文所論，到了宋哲宗親政與徽宗的時代，這些理想在實踐中都異化了：一道德同風俗異化為政治清洗、思想整頓;圣君異化為神降;圣治異化為以祥瑞建設為核心的政治形象工程。

傳統上一般也會把王安石變法視為“原樣”，把徽宗和蔡京之新法視為“變態”，但這更多地出于道德批判，從北宋晚期的歷史來看，所謂的“異化”并非對原初理想的“反動”，而是處在其本意的延長線上。

目標與口號并沒有變，而是實現的手段、路徑改變了。說到底，如果原初的理想成為一種具有統御力的政治話語、價值觀而無法被放棄，再加上這種理想又無法通過常規途徑而實現的時候，異化就發生了，而且逐步深入。

因此，北宋晚期政治史的特殊性就在于：系列的政治變革有自己的“意識形態”基礎，也就是上述士大夫所提出的理想政治設想，體現于王安石“法先王之政”、司馬光建設“亙千萬年無頹壞”之政治體的主張;

更體現于“致君堯舜”、“一道德同風俗”、“豐亨豫大”等政治口號。因此，在當事人看來，政治上的更革應該達到終極目的——雖然眾人并沒有一致的解釋，因而也不斷生發出各具特色的政策、法度。

作為對比，此前的慶歷新政，范仲淹等人所提出的目標不過是“法制有立，綱紀再振”，完全構不成一種具有統治力的“意識形態”。

而另一方面，學界已有的研究也說明，徽宗時代確實也面臨著不小的社會危機。既然如此，即使沒有北宋的突然崩潰，徽宗時代本身已經處于一個新一輪調整的臨界點，因此不能把南宋時代政治體制的變化、理學對政治和社會的新設想完全視為北宋突然滅亡的結果，它同樣也是北宋晚期的后續。

宋史研究中有一個非常陳舊又有吸引力的話題：宋代到底是一個皇權虛化還是皇權加強的時代？諸多學者在這個問題上各執一詞。實際上，回答這個問題本身就意味著承認“皇權”有一種固定的演變趨勢，而且承認皇權是“一個”自足的研究對象。

近來有研究根據現代政治學的觀念指出，中國古代的“皇權”呈現出權力(power)遞減與權威(authority)增大的趨勢.作者所說的皇帝權威，其實即其一直強調的“象征性”皇權。

北宋晚期政治的演變也說明，對于君主權力的探討，確實不能將“皇權”作為一個籠統、含混的討論對象，至少不能將兩個層次的問題混為一談：一是關于君主權力操控的技術問題，或政治體制問題;二是與皇權相關的觀念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