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美國社會學家庫斯在天津做過記賬式調查，市民的人均月薪是21塊大洋，而來津務工的農民平均每人每月只能掙到9塊大洋的工錢。雙方的居住條件差別更明顯：市民或有祖宅，或有自建的新房，至不濟也能在大雜院或者多層公寓里租一間小房住;農民呢？如果住不進廠里的集體宿舍，那就要跟同鄉們聯手，在垃圾場附近的空地上搭建起最簡陋的貧民窟。

奇怪的是，雖然農民收入低，住得差，卻比市民活得還要開心，因為他們的消費層次本來就低，對物質生活的要求本來就少，只要不染上賭癮，只要不患上重病，那微薄的工錢完全可以讓他們活得志得意滿，樂不思蜀。與此同時，市民卻總是感覺到錢不夠花，日子過不下去，活得越來越消沉。

1930年2月27日，《大公報》刊登了一位“白領”的家庭賬本，從中可以窺見當時市民的生活情形之大略。先交待一下這位“白領”的背景：念過大學，在某公司做中等職員，月薪50塊大洋。

嚴格講，那會兒每月50塊大洋不算高薪，因為當時大學教授的月薪在100塊到600塊大洋之間，知名作家如魯迅、茅盾、張愛玲等人，平均每月也有幾百塊大洋的進賬。不過跟大多數普通人相比，月薪50塊已經相當了不起了。陳存仁回憶錄《銀元時代生活史》中提到上海綢緞莊高級賬房的收入——月薪僅10塊大洋;魯迅小說《祝福》里的女主角祥林嫂在地主家里做女傭，一年工錢才12塊大洋;老舍筆下的駱駝祥子在北京拉洋車，吃最便宜的大餅，住房不要錢(住在車廠的集體宿舍里)，從不賭錢，從不嫖妓，從不花錢看病，結果呢？“整整的三年，他湊足了一百塊錢”。

那時候，天津老城區的宅院很便宜，上千塊大洋能買四間瓦房;北京的宅院就更便宜了，幾百塊大洋就能買一所小型四合院。這位白領月薪50塊，買房一定不在話下，可是他卻沒有買房。他已經結婚了，有一個妻子，還有一個初生不久的女兒，可他仍然沒有買房。

他覺得錢不夠花，他的薪水勉強只能應付開支，絕不可能攢錢買房。下面是他每月的記賬單：

“10塊錢租了一層全樓，連了一盞25支光的電燈。”

“住的地方離公司遠，天天要叫洋車，費3塊錢車費。”

“衣服扯5塊錢一個月，帽子、鞋襪都在內。”

“隨便看一次影戲，或是同著鄰居打幾回搓麻雀，一塊娛樂費也是要的。”

“肥皂、草紙、紙筆、理發……4塊錢雜費尤其不能省了。”

另外他還要買米買面，買肉買油，要給女兒買洋奶粉，要和妻子去參加朋友的婚喪喜慶，要招待“鄉下來的親戚”，偶爾感冒一回，要買阿司匹林……“在市上看見了一對花瓶，買了回來，歡喜得了不得，供在臺上，看著也開心，可是又花去了一元二角大洋”。

月底統計各項開支，他總會花出去50塊大洋以上，結婚前積攢的四五十塊大洋很快就沒了。

他想到也許會生病，也許會失業，小孩大了要上學，家里開銷只會越來越大，而收入卻隨時面臨減少的危險，所以“他恐慌，他憂慮，他愁思，他終日仔仔地想到錢”。

“仔仔地”是方言里的語氣詞，表示特別強調，可見，他活得很焦慮，很緊張，很有危機感，跟當代中國大城市里的普通白領，一模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