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臺諫盛衰與王朝興亡密切相關。光宣之際，臺諫一度勃興，然此次僅是回光返照。臺諫之盛肇因于載灃上臺時之特殊情勢。彼時主少國疑，一家坐大，載灃唯有借重言官之口，打壓權臣，樹立權威，故勢弱之皇權與犀利之臺諫聯手，再自然不過。然一旦北洋勢力暫時失勢，載灃便無法容忍言官于耳邊聒噪，雙方之政治裂痕趨于明顯，結果一拍兩散。1910年正月，載灃借“江春霖參奕劻案”，以“莠言亂政、有妨大局”之名，奪其諫職，打回詞林。一石激起千層浪，在反復力求無果后，江春霖棄官而去。不久，胡思敬步其后塵，掛冠離京。

離京后未及一載，清廷覆滅，遠在南昌的胡思敬恰逢喪子之痛。亡國之苦縈繞腦海，喪子之痛刺傷心頭，仿佛一夜間自己化作無根浮萍，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歸宿。偏偏就在這個團圓之夜，胡五味雜陳，只覺“今宵真是可憐宵”。進入民國，胡思敬拒不與“新朝”合作，“我輩已矣。孀居寡婦豈猶抹脂涂粉，再醮事人？”既然將自己比作孀居寡婦，那清室定是其故去的愛夫，亡清已逝，胡思敬理所應當的化身遺民。當然，“遺”并非等于消極的“退”和“隱”，胡之目的在于“有待而為”。

“有待而為”的方式無外乎聯絡前清故舊。放眼中原，似唯有雄踞江淮的軍閥張勛堪此大任。自民元始，胡思敬積極游說辮帥籌劃復辟一事，其對張之印象，如同少年登山，陡然攀著高處，后便一路下降。1913年，胡思敬在兗州見到張勛。據說二人“傾懷談論”，“備極歡洽”。博取張勛之認同，胡思敬快馬加鞭，決定秘聯各地督軍，在濟南起兵，發動“癸丑復辟”，重推為帝。孰料百密一疏，這次陰謀因泄密而終停于紙面，化作空中樓閣。

1916年，病逝。北洋系內部權力爭奪激烈。以正宗自居，企圖宰制天下。另一大佬馮國璋則拉攏張勛，愿與其一同復辟。張隨即派胡思敬出使南京，商議具體辦法。聞此消息，胡喜出望外。然政客翻云覆雨之伎倆，豈是胡思敬所能料，就在胡啟程之際，張勛忽然改變決定，轉而投靠段祺瑞。得知張已背盟，胡思敬“氣得手足俱冷，肝肺為摧”，喟嘆“三四年來夢寐不忘，及十數同志所屬望甚殷者，至此始揭開假面，復歸泡影”。“丙辰復辟”之挫敗，如五雷轟頂，令胡思敬一度意懶心灰，他返回家鄉，“遂與外情隔絕，只閉目枯坐而已”。一切的訊息，似乎昭示著胡思敬曾經澎湃洶涌如汪洋大海般的內心已蛻變為毫無微瀾的一溝死水。

然渴望恢復先朝的中興情結，像夢魘般在胡心頭揮之不去。雖隱居書齋，他仍天真地判斷“丙辰機會既失，只好暗中布置，徐待其稔。”當得知張勛復辟“心跡始終不渝”時，他故志復萌。次年，張勛發動“丁巳復辟”，扶溥儀上臺。面對張勛之倉促發難，與大多數遺老的狂熱和躁動迥異，胡之反應則出奇冷靜。當復辟朝廷授予胡思敬官職時，胡即復電請辭。胡此舉動，意味深長。他已無“癸丑”時之亢奮狂熱，也無“丙辰”時之躊躇滿志，取而代之的是對張勛的怒其不爭及清室前途未卜的哀其不幸。

1922年4月30日，胡思敬滿含悲戚與不舍病逝。陳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中說道：“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誠哉斯言！對胡來講，早點離開這個令他傷心欲絕、無可奈何的世界，亦未嘗不是一種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