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思想家龔自珍，曾用《詠史》中的兩句詩，感嘆清朝知識分子普遍缺鈣，“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意思是說，知識分子聚會中突然離開，是因為害怕文字獄，他們寫作只為糊口，不問世事，謹言慎行，自甘墮落，活得沒骨氣。

歷來文人因言獲罪并不少見，清朝尤為慘烈，特別是康、雍、乾三朝，康乾盛世，卻大興文字獄，由上而下，對漢族知識分子進行圍剿，祖孫三代可能沒想到的是，殘酷的文字獄背后，竟然催生出一支專事誣告陷害的水軍，士紳的不幸，竟成為某些人的斂財手段。

清朝記錄在案的文字獄有194起，乾隆常說，“朕從不以語言文字罪人”，但在他治下，竟有130多起文字獄，名副其實的打臉皇帝。在這194起文字獄中，有25起為誣陷案，約占總數(shù)的12.9%，發(fā)起者為市井小民的，共17起，占總數(shù)的68%，他們誣告的對象是士紳階層，目的主要是敲詐錢財。

中國百姓向來懼怕權貴，民告官，借個膽子都未必敢提告，為什么在這個時候卻熱衷跟士紳階層打官司？這跟政府的態(tài)度有很大關系。清朝文字獄一旦罪名落實，大多以謀反大逆罪論處，凌遲、連坐且不可恩赦，可見處罰之重。為了發(fā)動群眾進行舉報，清廷提供了豐厚的物質獎勵：因舉報抓到罪犯的，平民授以官職，軍人授以軍職，罪犯的全部財產(chǎn)作為獎賞，送給舉報者。即使告發(fā)之后沒抓到罪犯，政府也會把罪犯的家產(chǎn)作為獎勵。

這些獎勵政策，讓老百姓產(chǎn)生誤讀，只要舉報且抓獲犯文字禁忌的士紳，就可以升官發(fā)財，這對很多人來說，很有誘惑力，雖然清廷對于誣告陷害有很多處罰，但是漢字博大精深，往往一字多音、多義，比擬、借喻很多，行文者無反逆之心，但架不住好事之人往壞里解釋，一旦哪個解釋觸動了官府的神經(jīng)，一般就能舉報成功。所以對舉報者來說，文字誣陷基本是無本買賣，而且來錢快，這導致誣告之風盛行。

誣陷者還有一個萬全之策，他們找到文字破綻后，一般先不報官，而是直接找到本人，以報案為名恐嚇，視其經(jīng)濟情況進行敲詐勒索，甚至有人編造悖逆文集，把想要敲詐的人名加進去，以告官相威脅，進行錢財勒索。這樣做不用承擔訴訟風險，就能得到錢財，一舉兩得。

誣告之風盛行的另一個原因，是老百姓的日子不太好過。

其實早在清朝，中國就遭遇來自人口的巨大壓力。據(jù)統(tǒng)計，順治12年人口為1400多萬，人均田地27.63畝，乾隆18年有1億左右人口，人均田地減為6.89畝，乾隆31年，人口達到2億多，人均田地僅為3.56畝，到嘉慶17年，人口接近4億，人均田地數(shù)降為2.19畝。

人多地少不夠吃，老百姓就把錢財看得極重，于是就出現(xiàn)很多小偷小摸被當場打死的慘案，比如乾隆57年，江西一個叫溫水子的人，因為摘了鄧玉書梨園的三個梨，被當場打死，陜西省劉仰兒，因為摘了武小孟地里的豆角，同樣被毆打致死，仨瓜倆棗，就可以以命相拼，可見當時百姓有多窮。

土中刨食無以果腹，必然導致一些膽大的刁民通過其他手段斂財活命，在政府大興文字獄之際，他們看到了生財?shù)男麻T路，就是告發(fā)士紳，從中牟利，于是在清朝，就有了以文字獄為政策背書的另類打土豪分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