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17日，蔡元培、楊銓聯(lián)合了宋慶齡、魯迅等人，在中央研究院組成“民權保障大同盟”。到5月13日，納粹狂飆席卷德國，無數科學家文藝家被迫流亡。楊銓代表大同盟，把《為德國法西斯壓迫民權摧殘文化的抗議書》交遞給德國上海領事館。次日，《抗議書》在《申報》公開發(fā)表。

幾天后，一封冷冰冰的、署名為“華”的恐嚇信，到達近百名大同盟成員的手上。恐嚇信囂張地聲稱，倘若再有“異動”，將暗殺其開列名單的56人。

6月18日清晨，早晨的陽光透過楊銓座車的車窗，灑在他的軀體上。但這個平靜的、有生機的早晨，也是一個血色的早晨。四支槍對準了他的汽車。藍衣社黨徒以前所未有的瘋狂，在租界區(qū)執(zhí)行了它的暗殺。

“楊銓案”震動上海、震動全國。是日，楊銓和他的兒子楊小佛，身體被來自四面八方的密集子彈穿透。司機重傷后大難不死。

6月20日，無數挽聯(lián)、花圈、電報、信件，和送行的人群，聚集到了上海萬國公墓。魯迅也出現在靈堂。“楊銓被刺，往萬國殯儀館送殮。時有先生亦將不免之說，或阻其行，先生不顧，出不帶門匙，以示決絕”（《魯迅先生年譜》1937年版）。

幾個月后，魯迅的《南腔北調集》收錄的《我的種痘》一文，以充滿諷刺的筆調寫到：“……即使載在該殺的黑冊子上，也不十分驚心動魄了……”

有這樣勇氣的并不止是魯迅。7月14日，大同盟發(fā)起人之一、作家王造時在美國人所辦的《中國論壇》第二卷8期，以《鉤命單》為題再次把藍衣社的行徑公布于世界：

“……記者收到未署名之投稿文件，內容為藍衣社謀殺中國共產黨領袖、左翼作家以及各反蔣軍人政客之秘密通告抄件，共56人，名單如下……”

該“投稿文件”其實就是那封恐嚇信。該信發(fā)表后，上海嘩然，全國學界乃至外國“友邦人士”一片嘩然。藍衣社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從此，“藍衣社”三字成了無數知識分子的噩夢。

刺殺案、“黑冊子”、《鉤命單》、“十三太保”，“嫡系中的嫡系”……這個夏天的口誅筆伐，這些片段的記憶，模糊集約為30年代的人們對藍衣社的簡單印象。“藍衣社”三字像瘟疫一般傳播開去。關于“藍衣社”的種種荒誕不經的傳聞，從1933年到1938年在社會的各個角落都流傳著。

魯迅、王造時等關注“楊銓案”的中外人士，以及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當時都不知道，一氣呵成地制造了這些事件的，是藍衣社的一個“小人物”戴笠。他們更不知道，這個人最無恥的行徑，不是恐嚇和暗殺，而是針對自己手下的特務的。

作為特務處的“出山第一槍”，“楊銓案”拖泥帶水、張皇失措，以致留下了一個心腹大患。那就是叫過德誠的那名特務。

槍聲響起后，按照計劃，四名殺手即黃埔學生趙理君、原中共叛節(jié)者王克全、原青幫打手李阿大和那個倒霉的過德誠，應四散逃竄向四周小弄巷。但第一次執(zhí)行暗殺令的過德誠在槍聲響起后，反而向幾個法國巡捕跑去。他先是大腿上中了巡捕一槍，而后作為活口被捕獲。

過德誠被捕后，沒有吐露藍衣社的任何消息，但也沒有根據戴笠的嚴令“自殺”。他一直在等待藍衣社的“營救”。但6月下旬，也就是他被捕后不足十天，幾個巡捕要再次提審他時，發(fā)現牢房狼藉一片，滿地都是飯碗的碎片、飯粒與幾葉青菜。過德誠死不瞑目、直挺挺地倒在牢房里。

“死亡鑒定”得出的結論是“中毒身亡”。顯然，有人在過德誠的飯食里投毒。與此同時，巡捕房也發(fā)現，那個負責送飯的牢頭失蹤了。

送飯的牢頭是潛伏的藍衣社特務范廣珍的“眼線”之一。隨著他的失蹤，“楊銓案”無聲無息地被遮蓋下去了。巡捕房那些經驗豐富的偵探，雖然有一萬個理由判定刺殺楊銓、乃至殺過德誠滅口的都是藍衣社，無奈他們的手上已經沒有任何證據了。

6年之后，戴笠仍然照料著過德誠的遺屬和孩子。這一年，已經權勢熏天的戴笠，以復雜心態(tài)把重慶白公館附近的一條馬路，命名為“過德誠路”，以紀念第一個被“犧牲”掉的這個特務處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