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且介亭雜文?;病后雜談》中說，“講張獻忠禍蜀的書，其實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國人都該翻一下的著作。……《蜀碧》，總可以說是夠慘的了。”

關于張獻忠的殘暴，歷史學家們已經搜集了足夠多的證據。

不過，據說把張獻忠殺人的“數字”全部加起來，數字會比當時全中國人數都還要多。

康熙時期的學者毛奇齡曾說，張獻忠嗜殺，共殺人“六萬萬”。

毛奇齡的說法，直至1923年才成書的《清代通史》也加以沿用：“獻忠性嗜殺……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

有點讓人難以接受的是，中國的人口是到了道光時期才達到四萬萬的。張獻忠從哪兒變戲法變出這么多人出來的呢？

那么，究竟張獻忠殺了多少四川人呢？

據說，張獻忠在成都建立大順政權，后決定放棄四川，打回陜西老家。張獻忠臨走之前，一把大火徹底燒毀成都，然后朝廣漢退去。尾隨而來的清軍發現了一塊高七尺，寬三尺，厚八寸的花崗石“圣崳碑”，上刻一排大字：“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物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落款為大順二年(1645年)。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張獻忠七殺碑。

不過，這塊碑是真是假，誰也說不清。

張獻忠當然在四川殺了很多人，特別是讀書人。

張獻忠最討厭的是這五種人：“一曰衙蠹，謂州縣胥快皂也;二曰府蠹，謂投獻王府武斷鄉曲也;三曰豪蠹，謂民間強悍者也;四曰宦蠹，謂縉紳家義男作威者也;五曰學蠹，謂生員之喜事害人者也。”他稱之為五蠹。

也說是說，他最討厭的是州縣官府的辦差的衙吏，王府里的官差，民間的土豪劣紳，官宦子弟官二代，以及讀書人。

可能是他受過太大的刺激，所有規定：“凡王府宗支，不分順逆，不分軍民，是朱姓者，盡皆誅殺。”只要是姓朱的人，不管是當官的還是老百姓，格殺無論。

其實，張獻忠入川后，一度得到當地舊明朝官員的熱烈歡迎。“初，成都官吏見獻忠將至，逃避不遑。繼見獻忠稱王，分官任事，以為暴雨之后，云收霧散，將見太平。又聞獻忠有勇有為，能任國事。于是一班官吏均出任事。”所以大家都前去投靠他，據說是“文臣武將，賣降恐后”。

張獻忠還一度在四川舉辦科舉，開科取士，打算讓川人治川。他還特意規定：“未取童生不許躲閃;已中者不得寧家，未中者不得在鄉居住。以為秀才在鄉造言生事，并家眷盡驅入城中，十人一結，一家有事，連坐九家。”

不過，由于張獻忠仍堅持沒收與打糧的辦法籌積軍餉，侵害了廣大士紳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再加上南明弘光朝的封官許愿，很多人開始反水，“成都百里外，耰鋤白梃，皆與賊為難”。張獻忠最后只能蝸居在成都城內。

后來，張獻忠決定離川回陜，為一泄心頭之恨，特意舉辦“特科”，召集各府州縣生員五千多人，最后全部殺于大慈寺。

得罪了讀書人，所以最后關于張獻忠屠川的記載汗牛充棟。

其實，四川的人口減少，是多種因素構成的。

一是天災，當時瘟疫流行，順治初年，瘟疫等災害席卷大半個四川，川北蒼溪、達縣等地就是“大旱、大饑、大疫，人自相食，存者萬分之一”。

再一個是虎禍。據記載，當時“有耕田行路，被老虎白晝吞食者，有鄉居散處，被老虎夤夜入食者;及各州縣，城垣倒塌，虎亦有徑行闌食者”。康熙初年，由廣元入蜀赴任的四川巡撫張德地，在川境內行數十里，就發現絕無炊煙。

二是人禍。這個人禍也不僅限于張獻忠，而是還包括了舊明軍、清軍、吳三桂軍等“共同努力”的結果肆虐之結果。張獻忠死于1646年，此后清軍用了近20年時間才最終平定各種抗清勢力，平定四川。如果張獻忠在1646年11月前就已將四川人殺光，清軍也不可能耗費如此多的時間來平川。僅就從時間上來看，導致四川人口減少的最大原因，恐怕還是清軍。

清初張烺在《燼余錄》中記載，到順治五年(1648年)，“蜀民至是殆盡矣。今統以十分而計之，其死于獻賊之屠戮者三，死于姚黃之擄掠者二，因亂而自相殘殺者又二，饑而死者又二，其一則死于病矣”。也說是，當時四川人數的減少，張獻忠要負十分之三的責任。需要指出的是，當時張烺寫《燼余錄》一書，主要目的是要把書是獻給康熙皇帝看的，所以對張獻忠的殘暴一定做了更多的夸大。

如此算來，張獻忠在四川殺人不會超過60萬，而清軍造成的損失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正是由于人員大幅度減少，才導致后來轟轟烈烈的“湖廣填四川”運動。

問題在于，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苦的總是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