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作為一位政治家乏善可陳，唯一值得提及的是由他完成了其父曹操篡漢自立的夙愿，逼迫漢獻帝“持節奉璽綬禪位”，改元黃初，建立魏政權；曹丕在位六年，大的建樹幾乎沒有。相反他在文學上的成就卻無比耀眼，掩沒了其帝王的光彩。這也正符合了這位曹公子的心思，縱觀曹丕一生的言論和追求，他堅定地認為，只有文字才能使人千古留名，對于帝王的差事，勉為其難應付一場而已。

曹丕自幼即喜愛文學，雖然史籍稱其“文武兼備”，此類文字純屬是給帝王涂脂抹粉的虛妄之詞；所謂的“善騎射、好擊劍”，非少年時的頑皮舉動就是吟詠之余的雅興所為。真正青少年時代的曹丕，鐘情的是讀書寫作。“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八歲時就能賦詩作文，顯現出超長的文學天賦；同時酷愛讀書，經史子集無不通曉。

曹操打敗袁紹以后，定都鄴城（今河北臨漳），營建了自己的政治文化中心。曹丕的青年時代基本上是在鄴城度過的，而其鄴城生活的主要內容，就是倡導、組織、參與并親手推動了“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的鄴下文人集團。在戰火尚未熄滅、三國交戰正酣的時代背景下，“建安文學”以其獨樹一幟而占據中國文學史之一席之地，除了曹操與曹植，首功當推對文學有著極其濃厚興趣的曹丕。鄴下文人集團的核心是曹丕，正是在他的號召和引領下，興起了一段中國歷史上文化事業的高潮，參與人數有百人之多，規模空前；匯聚了文壇精華，當時全國一流的詩文大家悉集于此；佳作名篇層出不窮，短短十余年間膾炙人口的傳世之作不斷涌現；產生了“三曹”“七子”等代表性人物，“建安風骨”成為后世文學的典范。而這一切都要首先歸功于喜愛文學又具備特殊政治身份的曹丕。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去世，太子曹丕接過了父親留下的政治重擔，角色的轉換并沒有使之放棄文學的夢想，其中有一件事足以再次驗證曹丕對“文名”的癡情，完成“禪讓”大殿，接過漢獻帝的國璽登基建魏后，曹丕給父皇曹操的尊號是“武皇帝”，而把“文帝”之名預留給了自己。

從個人文學才華與成就上來看，曹丕詩、賦、文皆能，甚至還曾涉足小說的創作，堪稱是文學創作上的通才。《魏志》記載：“初，帝（曹丕）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顯見其好于文字也長于著述。曹丕的詩歌多表現其貴公子的游宴馳鶩生活，他的辭賦有二十六篇之多，既敘寫軍國大事也抒發個人情懷，像《述征賦》、《感物賦》、《寡婦賦》等。詩賦之外，最能體現曹丕文學思辨才華的，是他的文，傳之今天仍耐人尋味的代表作有《與吳質書》、《答繁欽書》與著名的《典論》。

《典論》的寫作初衷就是為了立言留名的目的，是直接表現曹丕人生價值觀的一篇自白文字。他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可以看出，曹丕之所以深信文章才能使人真正不朽，是因為真正完美的精神產品無須史家吹捧，不用他人假托張揚，人們自會爭相閱讀萬代傳誦。另一方面是他看到了“立言”的純個體精神勞作的特性，可以擺脫繁瑣的俗務，不依賴他人而獨立創造。這無疑告訴人們，文學創作的成本很低，關鍵在于自身的刻苦鉆研、深入思考和不懈努力。

像歷史上許多杰出人物一樣，曹丕也渴望永垂不朽，有的人專注于殺伐建功，有的人以奇巧術數留名，極少數得天獨厚者則憑借王霸之業期圖千古流芳。曹丕是幸運兒，他得父蔭已經占據了一條，但他卻并不看重帝王的尊榮，獨獨傾心于文字詞章。出于對不朽的向往，曹丕十分歆慕那些以著作傳世的人物，孔孟司馬遷都是他心中的偶像。他是這樣看待生命價值的：“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這里的“立德”，同樣是道德文化上的建樹，與著作異曲同工。每見當代文壇才子的一篇佳作，曹丕難掩其羨慕之情，他評價徐干的《中論》：“著《中論》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后世，此子為不朽矣！”

曹丕固然在治理江山上未見其雄才大略，但他活出了自己的個性，沒有不思進取地躺在父輩提供的安樂窩里虛度時光，而是另辟蹊徑，找到了生命價值長存的另一方天地。對于一個鐘鳴鼎食的帝王之子，這應當說是十分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