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漢武帝的鹽鐵官營、酒榷均輸等經濟政策，是在反擊匈奴、財政空虛的情況下實行的。它的實行，使漢朝政府廣開了財源，增加了賦稅的收入，得以有了比較雄厚的物力基礎來支持長期的戰爭，從而不斷拓寬了疆土，安定了邊疆。在當時的情況下，這一經濟政策的實施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官營鹽鐵、酒榷、均輸等政策的實行，逐步使一部分財富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及大商人手中，而剝奪了中小地主的利益。出現了官吏“行奸賣平”，而“農民重苦，女紅再稅”的狀況，以及“豪吏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奸吏收賤以取貴”的局面，使得中小地主和一般百姓日趨貧困。因此，昭帝即位之初，霍光就圍繞是否改變鹽鐵官營、酒榷、均輸等經濟政策，與桑弘羊等人展開了斗爭。

鹽鐵之議的征兆參與人員之廣泛、會議中討論的自由度之高，都是漢代歷史乃至整個中國古代歷史上少有的，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鹽鐵會議的本質是對漢武帝時期推行的各項政策進行總的評價和估計。桑弘羊代表了全面肯定漢武帝輪臺詔以前各項政策，并希望繼續推行這一政策：而賢良文學則代表了否定漢武帝輪臺詔以前的各項政策，要求加以全面地估價和修改。

賢良文學畢竟來自基層，他們雖然并不了解農民的疾苦，但是卻知道一些漢武帝時期好大喜功的政策給民間造成的危害，所以他們的意見也反映了群眾的一些呼聲。這些也正是漢武帝發布輪臺詔的原因。從桑弘羊來說，他一直在漢武帝身邊，是漢武帝執行的財經政策的主要決策者，他對這些政策給封建國家帶來的好處有深切體會，但對它給人民造成的危害，卻很少了解。所以他在漢武帝發布輪臺詔之后，仍然不認識過去政策在社會上激起的矛盾，而一味堅持漢武帝過去的方針，這是他思想落后于形勢的表現。

霍光沒有出席這次會議，但他顯然不同意桑弘羊的意見，從他當政之后所施行的政策看，他是按漢武帝輪臺詔的精神進行的，這就是他和桑弘羊在政見上的分歧所在。但是霍光也不完全贊同賢良文學全面否定漢武帝政策的看法，他沒有接受賢良文學要求全部罷除鹽鐵、均輸等官營事業的建議，而只是罷去郡國酒榷和關內鐵官;他也沒有采納賢良文學主張對匈奴實行感化政策，放棄防御和抵抗，而仍然加強了邊防建設。但是，霍光通過這次會議，利用賢良文學的激進情緒，批評和打擊了自己的政治對手。所以，這次會議從政治上來說，是有利于霍光而不利于桑弘羊的。會議結束之后，給參加會議的賢良文學一個列大夫的官爵，就說明了霍光對他們的優待。

班固在《漢書》中評價鹽鐵之議說：始元中葉，朝廷征召賢良、文學，問以治亂之道，賢良文學都認為應該罷除鹽、鐵和酒的專營，重農抑商，阻止商人與民爭利，然后才能教化天下;桑弘羊卻認為這些措施是安定國家、穩定邊境的國家大業，不可廢除。雙方在會議上爭相詰難，議論頗為壯觀。

宣帝時，桓寬根據會議記錄整理為《鹽鐵論》，在序中他評論了與會人員的表現。他認為賢良文學英才輩出，暢談六藝風化、治國之本，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中山人劉子推論王道、矯正當世過失，博學而文質彬彬;九江人祝生抒發憤懣、譏刺公卿，耿介而不畏強權。桓寬不贊成桑弘羊的觀點，認為他執掌權柄，不效法先古，卻崇尚爭權謀利的策略，處非其位、行非其道;但對桑弘羊的與會表現卻加以肯定，認為桑弘羊之術雖非正法，飽學之士卻難以辯倒。同時，他還對丞相田千秋的明哲保身策略提出質疑，認為田千秋身為輔政大臣卻緘默不言政事，雖全身而退卻不值得稱贊;對與會的下屬官吏，桓寬批評他們不能輔佐主上，只懂得阿諛奉承，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