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文學的本質性差異和同一性關聯是一個古老的話題，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寫道：“兩者的差別在于一敘述已發生的事，一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因此，寫詩這種活動比寫歷史更富于哲學意味，更被嚴肅地對待;因為詩所描述的事帶有普遍性，歷史則敘述個別的事。”《三國演義》的寫作主體顯然沒有歷史和文學的區分意識，所以，小說文本沒有呈現歷史與文學的差異性理念，所有歷史和文學的故事元素和話語表達都是被混淆界線與糾纏不清的。正是導源于先天性質的美學觀念的局限，小說被涂抹成為既不是歷史又不符合文學一般規定性的一個混合性文本。問題的另一方面在于，歷史和文學的同一性關聯在哲學意義上，它們都應該和必然地表現歷史的客觀規律及其偶然性結構，換言之，歷史和文學都必然共同地隱含著歷史理性和辯證邏輯。

然而，遺憾的是，《三國演義》也沒有讓我們閱讀到這種哲學意義的歷史與文學的同一性可能。于是，呈現出令閱讀者沮喪的思想場景：本應該區分的歷史和文學的差異性被混淆了，而相應的是，本應該被同一性關聯的歷史理性卻被割裂了或缺席了。所以，《三國演義》宿命性地選擇這樣一種草率和粗俗的歷史觀：所有歷史形式都不過隱藏著國家政治的機械運動和權力的邏輯循環。換言之，歷史只不過是暴力和權力的競技場，是陰謀和權術的帷幕下的各種社會力量的轉換與平衡。在所有的敘事場景中，歷史的公正性或歷史理性被消解和侵蝕掉，只有雜亂的歷史故事的剩余物出場和偶然性的碎片主體成為歷史的主角。

《三國演義》的時間敘事是散點或彌散的，而這些散點或彌散的時間敘事缺乏統一的邏輯線索將它們串聯成為一個充滿意義的有機整體。因此，存在著時間與故事、故事與人物、人物與時間的多重斷裂這類屢見不鮮的現象。與斷裂的時間敘事相對應，《三國演義》的空間敘事也存在明顯的局限。小說表現的歷史空間和地理地域相當廣袤而豐富，故事在不同的空間結構中產生、發展、漸變、突轉、結局，理應為小說展開多幅富于審美驚異和快感的故事場景。但令人遺憾的是，原有的歷史地域的豐富性和變化性沒有提供給小說書寫者一個自由馳騁的舞臺，反而讓作者迷途于空間敘事，整個小說的空間結構缺乏邏輯秩序而顯得破碎零亂，主次、前后、輕重、襯映、深淺等應有區分度不夠分明，時間敘事和空間敘事的統一性、有機性沒有獲得精妙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