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考試，應試者如過江之鯽，然而中榜者寥寥。以光緒九年應會試考生16000多人來看，只“賜陳冕等三百八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其錄取率約為1.9%，是真正的“千軍萬馬過獨木橋”，98%的科舉考生都成落榜生。

那么，清代如此眾多的落榜生除了繼續(xù)攻讀再考外，還有哪些出路呢？

第一種是“半工半讀”，這是清代科舉落第者所通行的方式。一邊工作養(yǎng)家糊口，一邊繼續(xù)攻讀，以待下屆再考。譬如清朝官至左副都御史的吳大，早年經(jīng)歷鄉(xiāng)試、會試兩級考試落第之后，都有一段邊教書邊準備考試的時光。34歲那年才中榜，繼而成為大臣、著名金石考古家。

第二種是走捐納之途。道光九年(1829年)，34歲的魏源在連續(xù)參加會試落第之后，按例捐資得了個“內閣中書舍人候補”的職務。而后， 他因職位之便得以系統(tǒng)閱讀了內閣所藏的清朝開國以來的大量史事檔案，開筆寫《圣武記》，這是探索清朝盛衰的第一部史書。后來，懷抱憂國情懷的魏源還寫成 了《海國圖志》五十卷。走捐納之途的魏源，雖然落榜，但依然用所學為國家作出了貢獻。科舉落榜生捐納為官，這在清代尤其在晚清是很普遍的一件事，而這也是 晚清吏治腐敗萎靡的一個病灶所在。

第三種是落榜生放棄應試之路，改弦更張，從軍從政。晚清中興名臣左宗棠即是科舉失意、投筆從戎的一個著名例子。左宗棠于道光十二 年(1832年)21歲中舉后，“會試三次不第，即棄舉業(yè)而專治經(jīng)世之學，知交群推，有名于時”，而后，他憑著真才實學成了晚清重臣。另一個例子是近代 名流梁啟超，他17歲中舉后，“屢應會試未捷”，但“以言論稱雄，仍為政治活動”，而且自視極高，公然聲稱：除卻做國務大臣外，終生決不做一官也。

第四種出路是所謂的“大挑”。“大挑”是清政府給會試落榜生設計的一個出路，是清代的創(chuàng)新。“清制，舉人應會試三科不中后得赴大 挑，亦入仕之一途也。”米脂人高照煦以同治癸酉舉人應光緒庚辰大挑，被任為教職，后歷官宜川訓導、榆林教授。他在《閑談筆記》中記載：“國朝定制，會試 三次后，特設大挑一科。不試文藝，專看相貌。”

有意思的是，晚清還有個名臣叫閻敬銘的，會試落第后曾經(jīng)想弄個教職干干算了，于是去應試“大挑”。令人沮喪的是，他才上場就被刷下來了， 原因是他“狀貌短小，二目一高一低，恂恂如鄉(xiāng)老”。具有喜劇效果的是，“大挑”落選者閻敬銘此后發(fā)憤“補習”，竟然高中進士。與曾國藩齊名的胡林翼曾向 朝廷夸贊他“閻敬銘氣貌不揚，而心雄萬夫”，并說他是國家少有的賢才，如做法官將會“弄律有準”，如做理財官則“必無欺偽”，典型的一專多能。歷史上的 閻敬銘的確為官清廉耿介，有“救時宰相”之稱。清代的“大挑”看似給了落榜考生一個希望，但是以貌取人，實在是有失偏頗。

此外，有些落榜生對于科舉失望改而從事商業(yè)。譬如咸豐八年(1858年)，16歲的鄭觀應童子試未中，即棄學從商，后成為有名的愛國實業(yè)家、教育家、文學家、慈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