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一切制度設計，均遵循一個原則：“事為之防，曲為之制”(防范的對象包括文武百官、皇親貴戚乃至君主本人)，司法制度也不例外。為防止法官枉法或誤判，宋代形成了一套非常繁復、嚴密的司法審判程序，“防奸”之深，為歷代所無，即使在今日看來，也會覺得這套程序過于“繁瑣”。我們看電視劇《包青天》，會發現那劇中包公審案，明察秋毫，一樁案子，當庭就問個清清楚楚，然后大喝一聲“堂下聽判”，辭嚴義正宣判后，又大喝一聲“虎頭鍘侍候”。但實際上，在宋朝，絕對不可能出現這樣的審訊與判決情景。包拯果真如此斷案，則嚴重違犯司法程序，將受到責罰。

讓我們以宋代州一級的法院為樣本，來重建當時刑事審判的整個過程。宋朝在各州均設立兩個法院——司理院與州院，兩個法院是平行的，并配置了專職的司法官。一個刑事案子進入庭審程序之后，州法院必須啟動“鞫讞分司”的司法機制，即審訊問罪的法官(獄司)與檢法量刑的法官(法司)不可為同一人，而是由沒有利害關系的兩個人擔任。宋人認為，“獄司推鞫，法司檢斷，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

在訊問的過程中，法官需要遵循“據狀鞫獄”的原則，《宋刑統》規定：“諸鞫獄者，皆須依所告狀鞫之。若于本狀之外別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論。”說的是，法官鞫問的罪情，必須限制在起訴書所列舉的控罪范圍內，起訴書沒有控罪的，法官不得自行問罪，否則，法官以“故入人罪”論處。古代重口供，允許刑訊，不過宋代對刑訊的使用已有了嚴格限制，更加注重證據與檢驗，對證驗明白無疑者，不必用刑逼供，可以“據狀斷之”;老人、未成年人、殘疾人以及孕婦、產婦，也不得拷訊。違法用刑的法官，將會被追究責任。

案子審訊完畢之后、檢法量刑之前，還有一個“錄問”的程序，即由另一名法官提問犯人、核對供詞。如果錄問官與鞫獄官有利害關系，比如同年、同門，則必須回避。在錄問過程中，如果案情有誤，而錄問官未能發現、駁正，那么錄問官也會受到懲罰，若能駁正則有賞。如果錄問無誤，案子就轉入“檢法”程序。由法司根據訊問所得的罪情，檢出適用的法律條例，供長官作為判決的法律依據。檢法時若發現案情有誤，法司也有權駁正。

有一點值得指出，在鞫獄—錄問—檢法的整個過程中，三個法官是各自獨立的，不得相互商議，宋代法律規定：“錄問、檢法與鞫獄官吏相見者，各杖八十。”

檢法之后，就是判決的程序了。首先，由鞫獄官、錄問官、檢法官之外的法官草擬好判決書，叫做“擬判”;然后就是“過廳”，類似于現在的“合議”，即由負責該案的所有法官集體審核、簽押，以示負責，假如將來發現該案的審判出了差錯，這些簽字的法官都要負連帶責任。最后，由州最高長官定判結案，按照要求，這時必須向案犯宣讀判詞，問犯人是否服判。這相當于留給犯人又一次申訴的機會。

如果沒有什么意外，案子就可以呈報路一級的提刑司、中央刑部，進入復核階段。這里不贅述。需要補充的是，不管是在錄問、還是在宣判，乃至在行刑之前，犯人都有翻供的權利。一旦翻供，則必須組織另外的法官(原審法官回避)，或者移交另一個法院(宋代一州設兩法院的意義體現出來了)，重新審理，一切重新按照程序再走一遍。這叫做“翻異別勘”。根據宋代立法，犯人有三次“翻異別勘”的機會，南宋時改為五次，但在實際操作中，有一部分案子，已突破了法定次數的限制，一次次翻異，一次次別勘。孝宗淳熙年間，南康軍有民婦阿梁，被控與他人合奸謀殺親夫，判處斬刑，但阿梁“節次翻異，凡十差官斟鞫”，翻異近十次，前后審理了九年，阿梁仍不服判，最后，法官據“罪疑惟輕”原則，免于阿梁一死。

平心而論，宋代這套嚴密的司法程序，以今日的眼光來看，也是可圈可點的。當然也不必諱言，再嚴密的制度在實際執行中都可能會打一個折扣(否則就不會發生冤案了)，但這套制度背后“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的立法精神、“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的司法原則，顯然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