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的創傷似乎已經愈合了大半，涇原兵變的陰霾也已散去了不少。在將幾個“不識時務”的“剛愎”文人投諸荒裔后，年輕的唐憲宗走上了歷史舞臺，創造了一段中興的佳話，史稱“元和中興”。唐朝的文人是有著鮮明個性的。魏晉南朝的放蕩風流之氣在他們的身上流動，儒家的禮儀彝倫同樣約束著他們。他們渴望一登臺閣，陶鈞天下。可另一方面，他們往往官微身卑，根本左右不了政治的方向。他們能做的，只是在詩文中一次又一次吟詠堯舜三代的大同之世，或攥著自己苦心煉成的文章，奔走在一個又一個執政者的門下，末了，或換來一個“燥競”的惡名，或博來一聲“矯俗”的嘲笑。

眼見年華逝去，九闕重樓，天子之顏未嘗得見，理想終歸是理想。或放白鹿于青崖，或拊膺而長嘯：我本山林之人，豈羨人間富貴？淚也不嘗流，世間終是太平，飲酒彈琴，煢煢終老而已。或也有幾個文人，中了舉，做了官，一腔報君之情，正待此時。可嘆，總是生不逢時，君王固是明君，只恨有幾個刑余閹奴、口蜜小人，浮云蔽日，惟能徒呼奈何。唐憲宗是一位出色的君主，他的才能和膽識都不亞于西漢中宗漢宣帝。可是，唐朝文人卻因他飽含心酸。文章大家韓愈，極諫憲宗崇迎佛骨，卻只能流落潮州。這一飽含忠義的行為又能否換來世人的同情呢？成書五代的《舊唐書》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操行堅正，拙于世務”而已！

讀至此句，頓覺文人之宿疾，盡在這八字之中！作為那個時代最堅貞不屈的人們，他們于父孝，于君忠，卻恰恰忽略了理想與現實的距離。盡管他們沒有一個人知道堯舜時的究竟，但他們必須也愿意堅信堯舜那個時代的政治清明以及三代后的教化凌遲，他們時刻懷著“致君堯舜上”的信念，太古的太平之世成為了他們夢想的源泉。他們時刻懷著對天下的焦慮，他們渴望一展抱負，為了自己，也為了天下。

所以，他們是“拙于世務”的，他們不知道政治清明的背后藏著多少險惡。當元和時藩鎮林立，唐憲宗需要的不再是所謂的教化，而是更直接而堅實的力量。他需要的也不是交心的忠臣清官，而是他所能駕馭的強臣和貪財瀆貨的謀臣。當在混亂的世間建立秩序的時候，道德仁義都可以暫時擱置，因為堅持這些只會讓天下遭受更大的苦難，這天下包括百姓，也包括文人。

所以唐憲宗需要那些酷吏、貪官、胥吏，百姓也同樣需要。當英武的唐憲宗蕩平各地藩鎮的時候，起了關鍵作用的正是這些不齒之徒。后勤轉運所需的資金，恰是這些善于掊斂和理財的胥吏所供給的;負責在前線鏖戰的，也正是那些觀望倨傲的藩鎮節度。而文人卻在一次又一次上書憲宗，苦諫憲宗罷兵養民。“舜修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這句古老的話語，在唐代文人的吟詠中，真正注入了他們崇高的理想。可憲宗冰冷而堅決地拒絕了這個古老而腐朽的建議，在文人的感慨和痛心中鑄造了“元和中興”。

或許只在憲宗為宦官所弒和唐朝崩潰的那一刻，文人才真正地紓懷了，他們“不法古道，必將滅亡”的預言終于成真了。現實給了他們感慨的機會，證明了他們是真正意識到清平后危機的人。但歷史滾滾而前，吞沒了他們痛心的話語，只剩下一個“元和中興”的名稱和萬卷的詩書文章，證明這一切過往的存在。后世的文人并沒有給“元和中興”太高的評價。這用兵燹和流血鑄造的中興盛世并不是他們夢想中的太平之世。他們繼續尋找著，世間第二個堯、第二個舜，直到那時，就是他們真正走入政治的時候。而唐朝的文人們，在政治渾濁而深不見底的河流前，留下了足跡，卻未真正踏入這條他們夢想中的清澈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