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儀(697年-781年)，華州鄭縣(今陜西華縣)人，祖籍山西太原，唐代政治家、軍事家。

郭子儀早年以武舉高第入仕從軍，積功至九原太守，一直未受重用。

安史之亂爆發后，郭子儀任朔方節度使，率軍勤王，收復河北、河東，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元757年，郭子儀與廣平王李俶收復西京長安、東都洛陽，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后因承擔相州兵敗之責，被解除兵權，處于閑官。公元762年，太原、絳州兵變，郭子儀被封為汾陽王，出鎮絳州，不久又被解除兵權。

公元763年，仆固懷恩勾結吐蕃、回紇入侵，長安失陷。郭子儀被再度啟用，任關內副元帥，再次收復長安。公元765年，吐蕃、回紇再度聯兵內侵，郭子儀在涇陽單騎說退回紇，并擊潰吐蕃，穩住關中。

公元780年，郭子儀被尊為“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次年，郭子儀去世，追贈太師，謚號忠武。

唐朝大臣郭子儀，是一個對李唐王朝有大功的人，也是一個窮奢極欲的人。郭子儀每年所得的俸祿有二十四萬貫之多，在中國歷史上，像郭子儀這樣窮奢極欲的大臣其實并不鮮見，但他們大都往往為人所不齒，而如此窮奢極欲的郭子儀，卻非但沒有遭到人們的非議，反倒贏得生前身后名：生前，唐代宗曾下令在凌煙閣為郭子儀畫像，以示尊崇;死后，唐德宗特下詔將他的墳增高十尺，宋、明、清歷朝政府都曾把他和周公旦、諸葛亮等歷史名臣一起作為祭祀的對象，加以褒揚;一些文人墨客還把他作為自己追求人生價值的偶像，頂禮膜拜，比如《聊齋志異》的作者蒲松齡就這樣吟詠道：“他日勛名上麟閣，風規雅似郭汾陽！”

這看起來，多少顯得有點兒怪。然而，說怪也不怪。

郭子儀一生輔佐唐玄宗、肅宗、代宗、德宗四位皇帝。在這“四朝靜亂”的多事之秋，郭子儀以他非凡的軍事天才為唐帝國的穩定做出了杰出貢獻，建立了卓越功勛。從玄宗到德宗，四朝天子之所以都對郭子儀另眼相看，把他抬到那么高的位置，直至在中書令的那把椅子上統領百官二十四年，郭子儀的功無疑是一個重要的砝碼。在平定安史之亂時，唐肅宗對郭子儀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大唐雖是我的家國，實是由卿所重建！”說的應該是他的心里話，也是大實話。史家評價郭子儀，說他的功“自秦漢以來，功勞之大，無與倫比”雖然說的有點過，卻也接近于事實。的確，沒有郭子儀，安史之亂(包括外族的侵擾)帶給人民的苦難——這一點，杜甫的詩有過真切而形象的描述，真不知道要延續到何時，僅此一點，盡管郭子儀是一個窮奢極欲的人，但依然受到人們——包括上至尊貴的天子、下至普通的寒儒那么樣的尊崇，也就不難理解了。從感情上說，這就是所謂的愛屋及烏，四舍五入算大帳吧？

但問題不僅僅如此，縱觀中國的封建王朝，很多大臣特別是手握兵權的重臣，雖然有功于社稷，卻往往功高震主，郭子儀也曾受到過當朝者的猜忌，大歷二年十二月，魚朝恩暗地里派人盜發郭子儀父親的墳墓，其目的無非是害怕威權日盛的郭子儀篡權當皇帝，從而搗壞“風水根基”斷絕郭氏家族的“龍脈”，這顯然是當朝者猜疑心理做的怪。郭子儀心明鏡似的：沒有皇帝的默許，魚朝恩想那么干，也沒那個膽兒。對代宗這樣說道：“臣長期掌兵，不能制止殘暴，士兵毀壞他人的墳墓，本來就夠多的了，這是臣不忠不孝獲得的上天的懲罰，不是人為的禍患啊。”一句自責的話，打消了皇帝的猜疑，平息了事態、維護了穩定。什么叫忠心？寧可委屈自己，也要顧全大局，這就是忠心。

郭子儀盡管窮奢極欲，但他很好地把握住了這一點、做到了這一點，而且做的善始善終，非常到位，做的遠比岳飛要充滿智慧。在郭子儀身上所體現出的這種忠君思想和處世原則，是他誠實為官和誠信做人的潛移默化的原動力，可以說達到了那個時代倫理道德的最完美的要求，這似乎也是他受人尊崇的又一個原因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