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十六年，魏征染病臥床，唐太宗李世民下令把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為魏征營構大房屋。貞觀十七年，魏征病重，李世民多次親臨魏府看他，給他送藥，并將公主許給魏征的兒子。

不久，魏征病逝家中，李世民親臨吊唁，痛哭失聲，并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鏡矣。”

魏征死后李世民罷朝五天致哀，詔以一品官的禮節送葬，親自撰寫碑文，刻于碑石上。這種榮耀，前所未有，貌似一代君臣之間的知音佳話。

然而，就在魏征死后半年，太子李承乾謀反。魏征是太子李承乾的老師，雖然已經去世，也有失教之嫌。更要命的是，魏征生前曾經極力舉薦的兩個具備宰相之才的人，吏部尚書侯君集、中書侍郎杜正倫都牽涉了進來，杜正倫因為獲罪被免官，侯君集因參與謀反而被斬首。

李世民非常生氣，認為魏征說他們有宰相之才是在誤導自己，說白了這是和奸人串通在一起害他，于是開始懷疑魏征在朝廷內有結黨營私的嫌疑。

后來，李世民又得知消息：魏征曾把自己給皇帝提建議的書稿交給當時記錄歷史的官員褚遂良觀看，李世民懷疑魏征是故意博取清正的名聲，心里更加氣憤，久久不能釋懷。

于是李世民自踐天子金口玉言的名聲，解除了公主與魏征之子的婚約。還不解氣，竟氣沖沖地來到魏征的墓地，推倒了親手為魏征寫的墓碑。

李世民和魏征這對在后人看來是明君與賢臣的楷模，為什么在魏征死后，李世民對他的態度就發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呢？難道僅僅是上面兩件事情的疊加？事情應該不會這么簡單。

其實李世民和魏征之間的關系，很難說得上有多么密切。雖然后來魏征因為善于進諫看上去日益得勢、受寵，但他與李世民之間決非是好友關系，更談不上有什么戰友情誼。他們之間僅僅存在政治上的君臣關系而已。

因為，無論如何都不可否認一點，那就是，他們倆曾經是都想置對方于死地的政敵！而玄武門政變后，是魏征免死重用事件洗凈了李世民身上的血跡，澄清了李世民逼父讓位、殺死兄弟、侄子、納室弟媳的諸種污名。李世民通過對魏征的重用不殺和納諫晉職，在向世人證明自己具有寬容之心，是不忍心殺死自己的同胞兄弟的，實在是自己這二位兄弟做事太絕，天譴當死。

反過來，又是李世民成全了魏征的地位和聲望，澄清了魏征先后事奉多個主子不是忠貞之臣的污名。魏征通過對李世民貌似死諫的做法在向世人證明，不是我魏征反復無常事奉多主，實在是我以前的主子昏庸不聽我的忠言而已。李世民與魏征，一對相互利用的政客，一對假人而已。

而在魏征的貌似死諫中，有時也確曾忘了自己的過往，毫無顧忌地進諫、批評和干預，時間久了，明智如李世民也不能不起逆反心理。盡管魏征的許多君臣理論和治國見解都是高明的，但是說得過多也會讓人產生反感，特別是使皇帝不能盡情享受皇家的特權及愉悅，讓本性不羈的李世民積怨已久。

對于魏征的許多諫言、諫條，李世民并非發自內心喜好和接受，可他為什么基本接受呢，這不能不說是李世民的一種政治姿態和做秀手段。他要以對魏征的容納來襯托自己的開明并打造自己的政治形象。

李世民也并不是真心相信和喜歡魏征，他對魏征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李世民忍到最后，不得不將魏征趕走查資料編史書去了，遠離了朝堂，落得了眼前的清凈。實際上，這點從他對魏征任用的官職以及從貞觀十年后就不再理會魏征就可以看出，他只是為了自己的皇權利益而不得不任用魏征。

同樣，為了使自己有好的口碑與形象，他又不得不忍受魏征的進諫。以至于李世民多次忍無可忍，曾經在長孫皇后面前忿忿地說出“早晚有一天要將魏征殺頭”、“我恨不得殺了這個鄉巴佬”等話來。

后來李世民東征高麗失利，據說想起了魏征，后悔莫及地說：“如果魏征還在的話，我就不會犯這個錯誤了。”給自己找了個臺階，立刻重加賞賜，撫慰魏征家人，并派人去祭奠魏征，重新將魏征的碑立好。

通過對李世民為魏征重修墓碑，可以看出，李世民為自己和魏征二人的政敵君臣關系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這也成為李世民最后一次從對方身上博取青名、澄清自身污名的行為。再返回去看，李世民砸毀魏征的墓碑，才是真正表達了他曾經深藏不露的真性情。理由呢，假人作多了你煩不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