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舍此之外，亦不乏第三種可能性，那就是李世民在貞觀19年征高麗之戰(zhàn)中因中箭受重傷，久治不愈，加之亂食丹藥導致身體更加虛弱，遂于三年另八個月之后終于駕崩了。

李世民遠征高麗中箭受傷，此說當然不見于國內的史料，此為朝鮮方面的說法，本人也是才得知不久。貞觀19年6月，李世民圍困安市，因高延壽、高惠真率高麗、靺鞨兵十五萬來救，雙方僵持不下，李世民親率李世績、長孫無忌、李道宗等出擊，三月不能下，只得班師還朝。按《資治通鑒》的記載，退兵的原因是因為“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癸未，敕班師。”不過，按高麗的記載，是因為聯(lián)軍屢挫唐軍，并射傷了李世民，使其不得不撤退的。

當然，李世民是否真的中箭受傷已成歷史疑團，即便是事實，在當時也只能是有限人知的天大秘密，《資治通鑒》有一個細節(jié)，“會伏愛私離所部，高麗數百人從城缺出戰(zhàn)，遂奪據土山，塹而守之。上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攻之，三日不能克。道宗徒跣詣旗下請罪，上曰：‘汝罪當死……故特赦汝耳。”失掉一個并非足以影響到戰(zhàn)局成敗的土山，讓江夏王都“徒跣詣旗下請罪”且是“罪當死”，看來在這場土山爭奪戰(zhàn)中，李世民確實吃了大虧。

以李世民以往的風格，常親冒失石在第一線指揮作戰(zhàn)，假如李世民真的受傷，當屬此戰(zhàn)。《新唐書》載，遼東之戰(zhàn)時靺鞨兵精于射騎，故“每戰(zhàn)，靺鞨兵常居前”，擊破高惠真之后，李世民坑殺了三千靺鞨兵，這也不符合李世民一向的寬大作風，此中的深仇大約只能用箭傷來解釋了。李世民班師途中嘗言：“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如此的失落與傷感，也不像是出自一位曾經身經百戰(zhàn)的的統(tǒng)帥之口。

《資治通鑒》載，就在回程途中，李世民又忽然患上了“癰疽”，嚴重到了“御步輦而行”的程度，乃至“太子為上吮癰，扶輦步從者數日。”到了并州，民部尚書劉洎曾經晉見，“及上不豫，洎從內出，色甚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圣躬可憂！’”此言一出，大禍立至，這位重臣便被李世民下詔，“洎與人竊議，窺窬萬一，謀執(zhí)朝衡，自處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賜自盡，免其妻孥。”按說劉尚書罪不至此，大約實情是他對外人透露過李世民所謂“癰疽”癥的真相吧？

回到長安之后，李世民傷情并未好轉，次年二月，“上疾未全平，欲專保養(yǎng)，庚午，詔軍國機務并委皇太子處決。于是太子間日聽政于東宮，既罷，則入侍藥膳，不離左右。上命太子暫出游觀，太子辭不愿出”，整整過了一年后，李世民才從傷病中恢復過來，“上疾愈，三日一視朝”。21年正月，高士廉死，李世民往唁，“長孫無忌在士廉喪所，聞上將至，輟哭，迎諫于馬首曰：‘陛下餌金石，于方不得臨喪，奈何不為宗廟蒼生自重……’”可知李世民不但并未痊愈，身體很差，且因急于痊愈，又開始大量服丹。以致五月又不得不再度“詔百司依舊啟事皇太子”，此后太子親政，李世民當然也過問國事，但已是只抓大事了，身份近似太上皇，這一直到第二年五月他去世為止。

基本上可以判定，就李世民的身體狀況而言，貞觀19年親征高麗確實是一個轉折點，出征前的李世民是躊躇滿志，意氣風發(fā)，而失敗之后則一病不起，從此再沒有恢復過來。是失敗的打擊嗎？當然不是，因為李世民最后的兩年還曾兩次議證高麗，并由李世績統(tǒng)軍出征過一次。那么答案就呼之欲出了，即李世民在他的人生最后一次征戰(zhàn)中確確實實是栽了，不僅輸掉了戰(zhàn)爭，甚至連“龍體”都陪上了。而其中緣由或并非偶不小心染恙，受傷的可能性應該是最大的。當然，這樣的事情在戰(zhàn)場上乃屬最高軍事機密，事后為皇帝的尊嚴和面子計也會千方百計加以掩飾，來自敵方的說法或判斷無法找到真憑實據，有夸大其詞的可能，不過相形之下反而更確實可靠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