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西夏國的消亡，西夏文沒能“活”下來，出土的西夏文著作《德行集》等成為天書。前兩年，有人研究發現，《德行集》的一段文字，實際上節譯自蘇軾的《富鄭公(即富弼)神道碑》，是現存最早的用少數民族文字翻譯的蘇軾作品。這個發現表明西夏人對富弼其人其事的重視，也表明東坡詩文在西夏如同在遼國一樣有過廣泛的影響。

遼和西夏都曾是宋的對手和威脅，但都傾慕大宋的文化和制度。與漢唐時期的少數民族政權相比，遼和西夏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游牧民族占有了農耕地區，統治區兼有游牧、農耕等多種生活方式，這必然使他們更深刻地受到漢文化——高度發達的農業文明的影響。

富弼多次出使遼國，對西夏情形也十分關注，他清醒地認識到遼國“委實強盛”，西夏“日漸壯大”，與古代夷狄大不相同，已是中原文明的勁地。

在富弼看來，遼和西夏強盛的原因，正是由于他們進入了農耕區，這些農耕區的漢族英豪皆為其所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民，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是二寇所為，皆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驍將長于中國，中國所有，彼盡得之;彼之所長，中國不及。”

西夏國建立后，富弼最早意識到了宋遼夏三角關系的微妙。1038年，元昊自立并率軍侵宋，不久富弼上書論事，在力主討伐西夏的同時，指出西夏通過聯姻與遼保持密切關系，他們極有可能形成掎角之勢，共同侵伐大宋，或者互為聲勢，或者借助對方軍隊，如果形成這樣的局面，那大宋的麻煩可就大了。他多次提醒朝廷，必須避免兩面作戰，那樣的話，“即國用人力如何支吾其間？”所以決“不可使至于此極也”，凡涉及遼、夏的外交活動，他都以此為處理問題的基本原則。

1042年，富弼擔心的問題終于出現了。遼國大兵壓境，與西夏形成掎角之勢，大宋頓時危急。富弼受命奔走于遼宋之間，他的任務，是化解與遼國發生戰爭的危險，并盡量降低代價。他投入全部的身心從事這項工作，在那樣的條件下，可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在最終商談增加歲幣數額的時候，諳熟宋遼夏三角關系的富弼，不動聲色地把西夏“磨”了進去。

遼國引火燒身

從效果看，富弼出使遼國十分成功。他透徹的分析，令遼興宗打消了舉兵南侵的念頭，漫天的戰爭陰云消散。由于雙方交涉深入務實，和約訂立后，產生了很強的約束力。數十年后，蘇軾所撰《富鄭公神道碑》說：“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

“增幣二十萬”，這是當時雙方談判的結果。與澶淵之盟一樣，這次“熙寧增幣”歷來也聚訟不已，花錢買和平，宋朝這一特有的現象到底意味著什么，或許永遠是見仁見智的話題。

按照宋朝史料記載，在大致商量好這個價碼后，富弼附帶提出了一個小小的要求，為后來很多事打下了伏筆。在簽訂盟約前，富弼和副使張茂實手拿兩份國書、三份誓書，來跟負責接待的遼國大臣說話，遼大臣很奇怪：怎么用得了這么多份？富弼答道：我們是做了多手準備。聯姻的事談成的話，就需要以姻事盟誓;如果貴國能令西夏停戰，那歲入金帛增20萬，這需要一套國書、誓書;如果貴國不能約束西夏，那歲增10萬，就是另一套文件了。所以我們準備了國書二，誓書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