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影視文藝作品的皇帝，經常是一副德高望重的樣子，很穩重，缺少像西方歷史上亞歷山大、凱撒、拿破侖一類的政治領袖：既是統帥和政治功業的開創者，自身又是具備崇高武德和天才戰斗技藝的武士，項羽是大家知道擁有高超戰斗技能的例外，但他本身戰略思維的水準以及政治智慧的不足，卻又降低了他作為偉大士兵的聲望，而他對俘虜的殘忍，更是一件敗壞武德的不名譽行為。回顧中國歷史，要說在這方面足以與世界上那些偉大武士政治家媲美的人物，非唐太宗李世民莫屬。

陳寅恪先生談李唐開創的核心力量及其族群特征，曾用“胡化的漢人和漢化的胡人一語，”這一論斷可謂精準鉤劃出唐太宗時代與地區精英族群的文化及個性特征。當時李家所在的太原是北方不同族群勢力交錯，戰爭為生活主要內容的地區，按民國軍事家蔣百里的說法，生活方式與戰斗方式高度一致，這就決定了唐太宗年幼時代所受的教育是一種武士化的貴族子弟教育，騎射、戰斗技能以及戰略的知識，乃成為其日常的功課，而由于戰亂時期，有防衛的城市為各種躲避戰火的游民聚集之地，而好行動與向往功業的性情則又使其對不同的底層人群有接觸的興趣。這些再與其得天獨厚的天才相結合，于是，一個既有天下大局觀，又有高超戰斗技藝的少年武士就誕生了。

史書中記載他第一次參加戰斗，并發揮重大作用是十六歲。當時隋煬帝在雁門被突厥圍困，李世民參加了一名叫云定興的將軍的部隊，前往救援。他向主帥提出：突厥敢于圍困中國皇帝，必定是基于大規模救援不及的判斷，如此小規模的救援部隊，直接投入戰斗，不會起到任何作用，不如讓部隊分成不同的分隊，多張旗幟，拉開行軍間距，令敵人認為是大規模部隊來援，如此，突厥人必定認為自己判斷錯誤，因此就會自動撤軍。主帥采納了他的建議，后來事實果然如他所判斷。

關于他在太原起兵的關鍵決定中的作用，史書已有太多記載，但人們容易忽略的關于他作為武士的獨特個性和作為。到李唐底定關中，他作為方面軍統帥，在與王世充和竇建德的戰略決戰中，仍然有大量他親自參加戰斗，帶隊突擊敵陣，并取得關鍵戰果的記錄。這是中國軍事史上極為罕見的。

讀過隋唐演義的人都諳熟尉遲恭單騎救主之類故事，與一般毫無根據的歷史人物演義不同的是，這些故事都有真實的戰史原型，而且，歷史上的故事遠比演義精彩。在演義中，是由于唐太宗游園之類原因，導致對方偷襲，而事實上，這是太宗常見的戰斗方式。公元621年，在圍攻洛陽王世充的最后戰斗階段，他多次帶少量騎兵部隊或偵察敵情，或誘敵來攻，或直接帶頭突擊、貫穿敵陣，他的主要武器是弓箭，左右開弓，與他經常配合戰斗的是后來那位門神尉遲恭，后者的武器是馬槊，一種騎兵使用的長矛。他專門編練了一支千余人的騎兵突擊分隊，號稱玄甲軍，各小隊分別有秦叔寶、程知節等人率領，這種矛頭部隊經常是他戰役計劃的核心，也成了其百戰百勝的秘密武器。與亞歷山大一樣，他不僅親自參加戰斗，而且也是古代騎兵戰略的大師，堪稱閃電戰的古代前驅。

正如后世有所謂三大戰役的說法，緊接著東都的圍攻，竇建德救援王世充的大軍傾巢而來，除了史書記載的太宗在戰略和戰役戰法上的精妙之外，在決戰當日，太宗率領的騎兵特種部隊，率先對潰逃中臨時反身結陣的河北大軍展開中央突擊，其勢如奔雷，銳不可當，一戰陣擒竇建德，因此也使得東都負隅的王世充開城而降，為李唐王朝掃平了統一天下的兩大障礙。

唐太宗自16歲正式參加戰斗，直到29歲通過政變成為皇帝，這種輝煌武士的青春時代對他的一生事業也有決定性的影響。漫長的戰斗歲月使其僚屬成為政治利益一體化的團體，而長期戰斗中形成的戰友感情也給傳統的君臣關系注入了一種難得的伙伴色彩，這也是唐初政治空氣相比其他王朝遠為寬松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戰斗的殘酷和戰略思維的務實、嚴謹與冷靜也給予他與眾不同的人格和個性訓練，使他的統治更富于人性與理性色彩，可以說，他統治的年代也是中國漫長帝王專制歷史上罕見的思想相對寬容、個性化和文化上開放的年代，這是他作為偉大的帝王經常被后世人們懷念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