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腥風血雨、變幻無常的殘酷現實，使宋慶齡練就了一種對敵斗爭的高度警覺性。對此，原中共特委三科董健吾的女兒、20世紀30年代初期曾擔任過5年宋慶齡通訊員的董惠芳有著很深的印象，也從中學到了不少對敵斗爭的經驗。

當時，年僅13歲的董惠芳剛擔任通訊員工作沒多久，有一次，她奉命前往上海莫利愛路29號宋慶齡家送情報，剛走到大門口，正要撳門鈴時，忽聽門內有說話的聲音，而且越來越近，像是有人馬上要出來了。董惠芳唯恐在這個時候與門內出來的人打照面，被他人認出自己或記住自己的模樣，便慌忙轉過身，朝法國公園(今上海市復興公園)方向走去。她在公園里轉了幾圈，認定來人已經離開宋家后，才重又來到宋慶齡的家。

董惠芳遲到的原因，被宋慶齡猜出了八九不離十。宋慶齡一見到她就問道：“小蘿茜(宋慶齡專為董惠芳起的愛稱)，剛才你來過了？”見董惠芳點頭承認，宋慶齡就以提醒的口氣說道，“你倒想得聰明，你轉回身走，人家就看不到你了？就不懷疑你了？”

當時，董惠芳感到心里很委屈，因為剛接受這個特殊的任務時，父親就告誡她說，到宋慶齡家去時，一定要注意前后左右，看看有沒有“尾巴”盯梢，如發現可疑情況要立即回避。所以，她沒吭聲，只是怔怔地看著宋慶齡。

宋慶齡進一步提醒道：“要隨機應變。眼看有人馬上要出來，躲是躲不掉了，就干脆站在大門口打鈴，大大方方地走進來見我。否則，你急匆匆地轉身離去，別人看見了，一定會判斷你是來找我的，這樣躲躲閃閃的，反而會引起人家的懷疑。”

有幾次在送信件時，為盡量避免引人注意，董惠芳就采取了不背書包、把信夾在一本書中的形式。第一次，宋慶齡沒有講什么。但等董惠芳第二次仍把信夾在原來的那本書中交給宋慶齡時，宋慶齡就神色嚴厲地指出其中存在的問題：“小蘿茜，往后，你不能老是把信夾在這本書里，否則，細心的人看到了，就很容易發現這本書中有問題，會懷疑這本書是我們聯絡的暗號！”

宋慶齡的細致與謹慎，使董惠芳如醍醐灌頂，增長了經驗。

有時候，宋慶齡會帶董惠芳去戲院、公園玩。當時，董惠芳總發現宋慶齡喜歡在提包里放一面圓圓的小鏡子，而且坐下時就把它取出來，對著鏡子審視妝容。開始，她感到很納悶，因為平時宋慶齡并不特別講究這些，尤其在公共場合。

有一天，宋慶齡叫了一輛出租汽車，帶董惠芳到“大光明”看電影。她倆仍像以往那樣，并排坐在樓上的前排。剛坐定，宋慶齡又從提包里取出了那面小圓鏡，對著自己前后左右理了一下妝容。這時，小惠芳再也憋不住了，“撲哧”一下笑出了聲。宋慶齡聞聲，即睨視著董惠芳，把手中的小圓鏡塞在了她的手中，示意用它向后照一照。這時，董惠芳才如夢方醒，原來，宋慶齡每次外出對鏡理妝，是別有用意的，她是利用鏡子觀察身后的動靜呢！以便一旦發現有可疑的人盯梢，能夠及時應付。

就這樣，董惠芳在宋慶齡的言傳身教下，也逐漸養成了警覺的習慣，確保在擔任通訊員的過程中，從未發生過任何意外。

宋慶齡憑借著她那高度敏銳的對敵斗爭的警覺性，多次及時、準確地識破過國民黨特務的陰謀與企圖。一次，國民黨軍統特務沈醉曾派英俊年輕的男特務接近宋慶齡的貼身女傭李燕娥，試圖利用李燕娥打入宋慶齡的家。而宋慶齡從那男特務腳上穿著的一雙高級皮鞋以及與之不相稱的月薪上，敏感地覺察出其中破綻，及時識破了敵人的陰謀，從而有效地保護了革命事業不受損失，也保護了自己與李燕娥。

至于宋慶齡隨身攜帶的小提包里，除常年放著鏡子、香煙盒、打火機外，還有那把當年孫中山送給她的防身用的小手槍，這也是宋慶齡對敵斗爭高度警覺性的一種具體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