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康熙皇帝統(tǒng)一中國后，為加強邊防軍事部署和編纂《大清一統(tǒng)志》，清政府開始調(diào)查繪制中朝邊界的地理圖志。1685(康熙二十四)年，朝鮮咸鏡道地方軍政官員給送軍器船只，縱容大批守邊士卒越境偷采人參，在吉林頭道溝與三道溝之間，槍傷前來繪制長白山、鴨綠江地圖的清軍協(xié)領勒楚。清朝派大臣到漢城與朝鮮國王共同查勘此事。處死為首的25人，國王罰銀二萬兩。朝鮮政府遂下令嚴禁咸鏡、平安兩道開采人參，停止內(nèi)外人參貿(mào)易。1710年，朝鮮平安道李玩枝等兄弟三人與同伙六人越境殺死東北受雇于北京皇商的采參人5名，劫掠其參貨。朝鮮政府聞訊，緊急懸賞捉拿罪犯，并向清朝禮部咨報。后拿獲并處死其中的七人。

此案審結后，康熙皇帝認為，人民私越原因乃邊界不明，決心查清鴨綠江、圖們江上游邊界。

1711年，康熙諭大學士等：“朕前特差能算善畫之人，將東北一帶山川地理俱照天上度數(shù)折算，詳加繪圖示之。混同江自長白山之后流出，由船廠、打牲烏拉向東北流，會于黑龍江入海。此皆中國地方。鴨綠江自長白山東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鳳凰城、朝鮮國義州兩間流入于海。鴨綠江西北系中國地方。江之東南為朝鮮地方。土門江自長白山東邊流出，向東南流入于海。西北系中國地方，東南系朝鮮地方。此處俱已明白。但鴨綠土門二江之間地方知之不明。前遣部員二人望鳳凰城會審朝鮮人李玩枝事，又派出打牲烏拉總管穆克登同往，此番地方庶得明白。”。穆克登到達鳳凰城審案結束后，即經(jīng)滿浦，乘小船溯江而上，欲道鴨綠江江源。因朝方阻撓，未能到達目的地。

1712年，穆克登奉康熙諭旨，第二次探察中朝邊界。朝鮮政府亦派官員支應。6月3日，穆克登至白頭山天池，自天池南下尋找鴨綠江、圖們江江源。6月7日，穆克登在白頭山天池小梁淵之東三里處伐石刻碑。碑高3尺，闊2尺，碑文為“大清烏喇總管穆克登奉旨查邊至此，審視西為鴨綠東為土門，故于分水嶺上勒石為記。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筆帖式蘇爾昌、通官洪二哥，朝鮮軍官李義復、趙臺相，差使官員許梁、樸道常，譯官金應憲、金慶門”。(資料來源：《清圣祖實錄》卷246，《朝鮮李朝肅宗實錄》三十八年五月辛亥，朝鮮洪世泰《白頭山記》，張存武《清代中韓關系論文集》，清《盛京通志》卷12)穆克登本一介武夫，對中朝邊界沿革本來知之不多，又受了朝方官員的誤導，加上時間倉促和技術水平的限制，這次勘察，并沒有找到鴨綠江、圖們江的正源，反而將長白山南大片原屬中國的領土劃給了朝鮮，埋下了光緒年間，中朝邊界爭端再起的禍根。

邊界確定之后，中朝兩國均采取措施，嚴厲封鎖邊界，但朝鮮邊民私越事件仍層出不窮。中國人私越柳條邊到邊外采參狩獵者很多，越過中朝國際邊界到朝鮮者則甚少。因此清政府的防備重點不在中朝邊界而在柳條邊。而朝鮮則要求清朝在中朝邊界中方一側保持大片的無人區(qū)，而自己卻不承擔相應義務，且在朝鮮政府卑辭厚幣的請求下，清朝甚至連邊防軍人也撤出邊界地區(qū)，中朝邊界中方一側，完全成了軍事不設防區(qū)。以致清朝對東北的行政及軍事管理在幾百年間嚴重滯后。同時也為沙俄順利割占東北廣大地區(qū)埋下了禍根。

1711年，康熙為測繪東北地區(qū)，特詳諭大學士哪些系“中國地方”，以什么為界線，在他那里，東北地區(qū)已被明確稱之為中國的“東北一帶”。其言曰：

“自古以來，繪輿圖者俱不依照天上之度數(shù)以推算地里之遠近，故差誤者多。朕前特差能算善畫之人，將東北一帶山川地里俱照天上度數(shù)推算，詳加繪圖視之，混同江自長白山流出，由船廠打牲烏拉向東北流，會于黑龍江入海，此皆系中國地方。鴨綠江自長白山東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鳳凰城朝鮮國義州兩間流入于海。鴨綠江之西北系中國地方，江之東南系朝鮮地方，以江為界。土門江西南系朝鮮地方，江之東北系中國地方，亦以江為界，此處俱已明白。但鴨綠江土門江二江之間地方知之不明，即遣部員二人往鳳凰城會審朝鮮人李萬枝事。又派打牲烏拉總管穆克登同往，伊等請訓旨時，朕曾秘諭云：“爾等此去并可查看地方，同朝鮮官沿江而上，如中國所屬地方可行，即同朝鮮官在中國所屬地行;或中國所屬地方有阻隔不通處，爾等俱在朝鮮所屬地方行。乘此便至極盡處詳加閱視，務將邊界查明來奏”。從上可知，“中國”不僅已明確成為康熙帝國家認同的自然符號，而且這一符號與近代意義的國界觀念還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